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顶级刊物的顶级神文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这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一期的经典文章。这篇文章影响深远，意义甚深。由于这段时间我反复思考，与其玩梗，与其向下兼容，做一些我自己很不喜欢的事情，不如大干一场，做一些超高难度的事情。
这篇文章我读了三天，光笔记就做了 84 条，将近万字解读的视频，整整花了 41 分钟。如果不是因为喉咙哑了，如果不是因为第一次录制经验不足，也许我能够讲 1 个小时。在这个视频当中，朋友们，没有梗，也没有太多娱乐的元素，有的只是知识、思考、反思。我带领大家解读这篇论文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快速了解这篇论文的论点；第二个，对它各个论点进行阐述性的分析和思考；第三点，就部分论点提出我自己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与文章的意见完全相符；第四点，带领大家了解顶级论文是如何写作的、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提高我们的文字表现力和写作手法；第五点，我们来看一看作者是如何安插关键词、关键句，以及其背后更加意味深长的含义。要知道很多人写文章，文章只体现了他 80% 乃至 60% 的含义，剩下的 20% 和 40%，我可以给大家尽量去阐述一下，这就是视频的核心内容。如果你感觉到感兴趣，如果你觉得内容不错的话，希望你认真观看，多多提出意见。
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作者讲到宗族在改革开放时代当中逐渐瓦解没落，这个观点你认可吗？如果你认可，提出你的理由；如果你不那么认可，也可以结合你的个人经验、身边的所见所想以及你的思考，提出你的反对性意见。我会认真回答，也会认真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现在就进入整个 41 分钟的讲解时刻。
《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在最顶级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是什么刊物，懂得都懂，不多废话，直接开始。基于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文章提出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 —— 注意，是没有被打碎，而在改革中遭遇到了历史性的瓦解，开篇就放大招，我们先把这些内容梳理一下。
这篇论文的摘要简明扼要，核心观点是宗族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在开国前30年被打碎，也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改革中蓬勃发展，作者得出了与原有观点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这个观点是否准确，我们慢慢分析。宗族在大量年轻人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这句话需要反复理解，后续我再详细解读，先铺陈这些经典观点。
毛主席曾将族权、政权、神权、夫权列为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大量学者，尤其是相当多的外国学者，都认为革命已将宗族摧毁。王先生更是指出，地主被消灭后，家族文化失去了主要动力，家族治理功能不复存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创造了新的组织，将农民历史性纳入集体之中，削弱了传统家庭关系等等。这里首先列举传统观点，作为后续论述的关键铺垫，王先生的观点非常经典，人民公社取代宗族也成为过往海量研究的一大核心依据，即家族走向没落。
第二段要讲的是另一种观点：改革以后，相当多学者认为宗族又起死回生，呈现出强化的态势，也就是小共同体得到强化，这是改革开放后很多研究的共识。显然，作者完全不认可这两个观点，这是第三段开宗明义提出的自身观点：在安徽农村——要注意是有地点局限性的——调查表明，前30年当中，除了大跃进时期宗族一度受打击外，整体并未瓦解，而且宗族的文化、观念和深层结构一直没有被彻底冲击。
这里要提到朱苏力，有学者可能对这个名字感到奇特，其实朱苏力是很有名的学者，还有苏拉密斯等国外研究者，他们都认为宗族未受到根本性冲击；另外王先生也认为，共和国前期血缘纽带虽被打破，但家族文化的内在关联未被终结，宗族受到的震撼相当表面。我很好奇，于是直接去查阅了王先生的这本经典著作，懂的人都知道这本书的分量，我们来看看书中的表述。
在该书第 27 页和第 72 页，能找到论文引用的相关内容，我也做了批注：改革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家力量对宗族、村落家族文化意识形态形成强有力冲击，强制性压制着传统，甚至家庭内部也充斥着阶级斗争。但虽然村落家族文化表面受到暴风骤雨般的震撼，这种震撼却相当表面和强制，其内在关联只受压制、未被终结，真正动摇村落家族文化的是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变革，强制手段只是外部干预，无法形成深刻且巩固的变革。这一段非常重要，朋友们一定要记下来，王先生这段论述很有技巧，也是我们理解这篇论文的关键内容。
回过头来看，作者的观点包含两个反对：第一个反对认为前30年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宗族；第二个观点则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出现强化，反而认为宗族在此阶段趋向瓦解。我们来分析一下文章的结构：第一段讲前30年宗族被摧毁的经典观点，第二段讲改革以来宗族强化的经典观点，第三段反对第一段的基本观点，第四段反对第二段的基本观点。开宗明义，经过一系列学术对话后，作者直接提出与既有认知截然相反的观点，我认为这是非常经典的写作手段，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想解释的是，为什么国家权力扩张时，宗族未被瓦解反而有增强趋势，但这个观点我认为其实值得商榷，我觉得这种增强是表面的，本质上宗族仍是被重大削弱了，后面我会详细讲解；而当国家权力弱化、理论上宗族势力应得以发展时，宗族反而趋向瓦解。我给大家做个批注：宗族的存亡不完全依赖于政治力量，而是依赖于社会形态。改革期间，中国从农业社会迅速进入城市化阶段的工业社会，社会形态从根本上转变，依托于传统人情的宗族日益失去原有的合理性与作用，自然愈发趋向瓦解。
不过这个观点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衡量：国家权力强势打击、压制时，宗族在个别地方呈现增强，但总体趋势仍是被瓦解；随着国家逐渐退出农村，宗族势力确实有起死回生的趋向，但由于此前的打击是深层次且根本性的，再加上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变化，宗族最终迅速走向消亡，这一点我们后续会看得更清楚。
接下来我们明确宗族的概念：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以礼法规定的权力义务形成成员间的关系，以成文或俗成的制度界定行为规范，族谱、祠堂、礼仪是其外在表象，文化和观念则是其认同核心。我总结了宗族的三个特点：强烈的地方性、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熟人社会属性。
论文的调研采样选了三个点，一个是老区，一个是东隅，一个是绿村，分别代表皖中、皖北、皖南，我觉得这个采样很讲究，因为这三个村能代表整个安徽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人文社会基本特点，这是其优势所在。但它也并非没有问题，这三个村庄最多只能代表安徽的情况，未必能代表华北以及江苏、浙江等其他地区，不过我们常说一叶知秋，这也能给我们带来片面的深刻，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关照点。
为什么调研选单姓村落而非复姓？这是为了更好地考量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变化关系，这一点很好理解，若是研究复姓或多姓村落，情况会更加复杂，会淡化核心问题的锐度，因为需要关照的层面变多，会削弱提问的尖锐性。
我们再看宗族在老区、东隅、绿川的历史沿革，首先有一句重要的话：地理环境、经济活动、农业生产循环不但展示了老区的基本条件，还界定了宗族秩序的活动范围与宗族活动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地理与经济界定了宗族秩序的空间与内容。老区生存环境恶劣，耕地不多、市场规模小，这注定了当地必须投入大量人力进行高密度内卷化生产，也注定了宗族抱团的必要性。
老区深受水旱灾害，尤其是旱灾的影响，生存环境恶劣、争斗不断，客观上决定了个体没有独立生存空间，不抱团就活不下去，这也是当地最棘手的问题。老区内部有大房和小房之分，大房都是自耕农，小房除少数中农外多为贫农，还有一户地主，非常有趣的是，大房清一色是自耕农，贫农都属于小房，而地主也归于小房，原因就是地主势单力薄，仅一户人家，单纯有钱但没有宗族势力，也会被排挤打压。
这让我们很容易理解石达开、韦昌辉这类人的选择，他们虽属地主阶级，却参加了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运动，核心原因就是他们在当地受排挤、被打压，势单力薄难立足。小房有送男孩读书的传统，走的是“用智不用力”的路径，而其关键诉求是通过读书谋求身份与政治权利。当然，宗族内部虽有“窝里横”，但面对外部压力时仍会集体应对，宗族主要领袖由大房担任，小房也会有人参与领导，只有地主因势力单薄，除了有一点土地外，无法担任领袖或发挥影响，毕竟支撑他的力量太小，没有宗族群体的依附，就难以立足。这种基层自发互帮互助的非官方组织形态，高度依赖血缘和地缘，这也导致一旦走出当地，宗族关系就会逐渐淡漠，很多地主在城市生活，脱离了农村宗族圈层，自然也无法成为农村宗族的领导。
再来说东隅的情况，一言以蔽之，东隅比老区还要穷，穷到家了，当地有明显的阶层分化，有 6 户地主、1 户富农，且地域极端封闭，商业化水平微乎其微，当地人活动范围半年不超过 10 公里，可谓穷山恶水。当地连祠堂都没有，祠堂本是宗族的象征物、纪念品和符号，东隅的贫困让其连这类基础宗族设施都无法拥有。东隅的宗族主要分为东西房和一小房，核心是东西房，西房凭借教育优势不断获得政府认可，进而扩张宗族影响力、成为宗族领导，这并非因为西房有钱，而是依靠能力与教育获取权势，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老区小房送孩子读书的价值。
东隅的地主虽有千亩土地，但土地多为林庄，地主主要靠放高利贷为生，且很多地主住在城市，人身活动频繁，对农村琐碎事务难以顾及；而中农长期在村，身强力壮且有群体代表性，因此往往能担任宗族领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农往往能成为村落带头人，和我们固有认知不同，并非所有村落领袖都是地主，事实上往往是中农、能人，甚至部分有威望的“边缘人物”，反而能驾驭村落、让他人信服。
终于说到相对富裕的绿川了，这里山清水秀、经济条件好、商业化水平高，我记了一个核心观点：发达的经济条件与宗族组织互为因果。绿川有钱，宗族的庙祀、族规、祠堂、族长体系都很完善，言行举止皆有明确规定，宗族组织的缜密度远高于老区和东隅，核心原因就是当地经济条件好、人口规模大；反过来，缜密的宗族组织又促成了当地更快的发展，形成“好的越好”的循环——越有钱越容易出人才，越出人才越有钱，宗族组织越缜密，越能带动全族人发家致富，而致富后又会进一步完善宗族体系，使其更规范化、更具组织性。
绿川的宗族领袖选拔不以经济条件为标准，而是以尊长的辈分和年龄为依据，因为论资排辈最没有争议性。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哪种选拔方式最易达成共识，那一定是论资排辈，熬到 40 岁任某个职位，熬到 50 岁升任更高岗位，熬到 60 岁任总长，只要年龄和辈分达标就能任职，自然不会引发冲突，这种方式在宗族中最容易得到认可，也最不容易起纷争。
这一部分的结语提到：宗族是历史上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形成的农村社会性组织，到了晚清和近代，其制度逐渐完善。不过对于“晚清和近代完善”这一点，我感觉前文没有明显的体现，若是要论证完善，就应该说明清代中前期、明代或更早时期宗族的形态，可能是碍于篇幅，也可能是内容被删减，或是作者自知这部分未讲清楚。但这个结论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宗族本身就是明清以降进入较快发展期的，这一点有诸多研究佐证，只是作者此处应该稍作说明。
结语中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我用黄线标注过，现在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宗族权力并非总体现地主阶级的意志，更多体现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句话极具启发意义，退而论之，宗族权力不代表地主阶级意志，那家庭的权力是不是总代表丈夫的男性意志呢？再往小或往大延伸，公司是不是一定代表董事长的个人意志？国家权力又是否仅体现某一群体的意志？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不同情况结论可能不同，但这句话的思考价值极高。
宗族的核心意义在于其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积淀的制度和观念，这些制度与观念延续了共同体本身，规范了成员行为，维系了传统农民社会，宗族本质上就是一种小共同体，这个定义大家可以记下来：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和观念，延续共同体本身，规范农民行为，维系农民社会。
接下来讲共和国早期宗族的延续，开篇就明确：虽然经历了一系列运动和政策，但并没有真正打碎宗族和宗族的领导权，甚至在东隅，宗族的权力还得到了加强。土改将中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导致中农与贫农关系紧张，中农感到利益受损，于是更齐心协力通过巩固宗族领袖权来保护自身利益。
这里我要披露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见：当一个群体开始不断加大控制权时，反过来可以证明这个群体已开始衰落，就像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表象背后，往往是穷途末路的危机，一个人越是走投无路，越容易采取极端手段。土改平均了中农与贫农的资源，中农受损后加强控制权，必然会激化双方矛盾，这种权力的加强是短暂的，势力的逐渐平衡注定会带来长期的权力转移，贫农也会逐步扩张自身影响力。
我们可以类比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越是走向衰微，越要凸显自身的士族身份，固化婚姻关系，强调出身与祖先，种种挣扎无非是穷途末路的自救。因此，表面上中农齐心协力加强控制权，看似宗族权势高涨，实质上已说明其原有权力受到损害，是被迫加强主观能动性来维系权力，假以时日，这种权力必然会分散、削减。
土改后，宗族共同体与领导权在新的组织中得到了延续，这其实在意料之内。对于农村而言，本地人管本地事本就合情合理，传统的权力关系顺延到新的历史结构中，属于常态，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若是不按原有逻辑行事，反而会引发诸多风险。
不过有一点不好理解，那就是农民公社的作用：传统的竞争对手西房和东房，因为掌握了公共食堂的大权——当时是公共食堂“一大二公”的阶段——反而比之前更具控制力，这是意料之外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民公社具有强制力，西房和东房的原有领导者借助公社这一新组织，权力的含金量和维度都大幅提升，原本领袖对村民可能只能靠讲道理、施压来树立权威，而有了人民公社后，若村民不服，就可以给其贴标签、进行批斗，在那个年代，一旦被贴标签就很难翻身。正是因为生产队、公共食堂等组织的存在，东房和西房的控制权反而比以往更高。
1949 年前，绿川就有人在外做生意，因为当地富裕、商业化程度高，必然会有人外出拓展，不像东隅那样贫困，方圆 10 公里就能解决一切生计问题。但人员外出也导致宗法制度难以约束这些人，这也预示了一个趋势：如果所有人都外出务工，宗族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宗族势力弱化的核心原因——人都走了，宗法制度鞭长莫及，自然失去了对成员的实际管理权。
再来看公社化与城乡二元时代，懂得都懂城乡二元体制的内涵，这一时期宗族仍在领导权层面发挥影响。从国家角度来看，贫农掌握权力可视为贫农阶级掌握权力；从农民角度来看，则可认为是宗族影响力的持续，两种叙事折射出不同层次的认知状况。并非说两种叙事都完全正确，只是认知的维度不同，一种是国家权力的宏观叙事，另一种是底层草根农民的视野——在农民看来，还是那些人在管事，只是这些人换了新的身份，而在国家的阶级叙事中，这些人因为是贫农身份，符合当时的权力建构逻辑。
公社必须依赖强势领袖，否则无法在农村有效贯彻政治政策，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质上是为了寻找边际效益最高的治理方式。若是不找原来的强人、能人，反而找一个阶级身份符合但威望不足，或是有文化却不接地气的人，根本管不了农村的事。在农村，不是有文化、有钱有势就能服众，领袖必须说话有分量，要身强体壮、声音洪亮、能吃苦，做事公平公正，让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百姓真心信服，这其实很不容易。
因此，虽然这一时期消灭了宗族制度性的存在，但前30年并没有改变农村的传统生活方式，也未根除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组织观念和领导权，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改革前的农村仍以农业活动为主，日常还是种地干活，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变化；反观现在，年轻人外流、农业机械化、互联网普及，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宗族自然难以维系。
用唯物史观解释就是，经济活动是一切社会变革的主导，日常生活方式本就是经济方式的重要体现，强大的工业机器往往比强制性的政治力量，更能深刻改变政治与社会面貌。这也和我们之前提到的王先生著作中的观点相契合：真正动摇宗族的是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增长及由此带来的变革，强制手段只是外部干预，无法形成深刻且巩固的变革。
这里有一句点睛之笔的关键句：以集体化政策改造农业社会，不得不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个体被捆绑、利益被整体化，这导致宗族的集体性没被打碎，反而在新的制度下得到巩固，连相对松散的宗族也实现了重新凝聚，建议朋友们把这句话读三遍，它是理解这一阶段宗族发展的核心。
到大跃进时期，宗族发展为何出现断裂？首先要明确，当强制力量打破传统权力结构、强龙要压地头蛇，甚至刻意拆散宗族时，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当时老区的宗族领导人都被抽调去炼钢，人员外派后，当地空降了一位叫老园子的干部——名字不重要，关键是其“空降”的身份。外来的空降干部往往更依赖法律法规，执法也会更严格，这是普遍规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念得太严格就容易出问题。
外来干部首要的是对上级负责，因此必然会强力推行上级的粮食政策，这不是说他们没有愧疚感、没有良心，而是其空降身份决定了他必须依赖严格的法条和上级指令。当宗族领袖被替代、宗族权力出现断裂后，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这里就不细说了。
而东隅运气较好，宗族领导权得以延续，结果就是宗族领袖带着老百姓偷偷藏粮、解决温饱，东隅和绿川都靠这种方式巧渡难关。我们也因此看清了一个现实：如果村落没有祠堂，就没有存放棺椁的地方，也就没法在棺椁中藏匿粮食，那些贫困到连祠堂都没有的地方，处境就极为悲惨了。最终东隅和绿川的存活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而那些宗族领导权被强行打破的村落，存活率就远低于此，大家可以自行对照相关内容。
死亡的象征物在此刻成为了活着的依仗，这种戏剧性和冲突感拉满——活人靠棺椁这种死亡象征品存活下来，极具深刻的时代隐喻。这里还要说一句，宗族并非尽善尽美，它的弊病其实很多，就像传统男权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一样，但要取代宗族，必须有一套更成熟、更好的制度，不能用强制性的、不成熟的方式强行取代，否则就会引发灾难。
上下调和、中庸之道、一张一弛，本质上是一种动态博弈，任何关系想要有活力，都需要有博弈的空间：两口子之间若只有一方强势打压，离婚是迟早的事；父子之间若只有唯唯诺诺，只会一代不如一代；上下级之间若只有绝对掌控，公司就会失去活力；董事长一言堂、下属不提意见，企业离倒闭也不远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有博弈点才有活力，才能避免极端灾难。
大跃进之后，宗族领导权得以恢复，其中的波折与情绪宣泄，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查阅相关内容。试想那些存活率仅三分之一的村落，怎么可能不出现动荡。这里还讲到了于中平的权力交接，我觉得这一内容有争议：原来东房的于绍兴担任领导人，后来接任者还是于姓族人，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传统宗族权力博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展开，西房的影响力有所上升，虞氏的地位也得到稳固，只是在整风等一系列运动后，宗族内部又涌现出一批新的领导力量。
宗族领导权恢复后，最重要的后果是农民获得了血缘领袖的庇护，我认为这其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权力的扩张，而这种扩张的核心原因，就是此前的灾难太过刻骨铭心，老百姓是为了活下去，才自发重组了宗族。留足口粮、瞒报产量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们不能批判老百姓隐瞒田产、收获量的行为，毕竟那几年的经历让他们吓怕了，甚至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宁可瞒产受罚，也不愿意超额完成指标受奖。
国家想要阻止这种农业秩序，不断通过各类运动去内部瓦解，最终只是徒劳，核心原因还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无法被忽视。要瓦解宗族，不能依靠军事或行政力量，而应依靠发展生产力，毕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形态的转变依赖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当社会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时代，原本的道德与评判标准会发生根本变化，宗族自然会走向瓦解。
要让一个落后的事物消散，重拳出击往往不是最好的方式，而是要推动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像父母阻止早恋，硬拦根本没用，不如让孩子多见见世面，当他们见识到大学里更优秀的异性，眼光自然会提高，原本的感情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宗族也是如此，它的价值仅在于维持农村基本生存，当大家外出打工、见识了工业社会和城市的发展后，谁还愿意困在穷山恶水的农村，人都流向了城市，宗族自然就瓦解了。
接下来是这篇文章的核心结论，这里就不逐字念了，大家可以自行研读。其中有句话我认为存在争议：政治权力割不断农村以血缘与地域紧密联系的邻里纽带。我觉得这种纽带是可以割断的，但问题在于，割断后如果不能重建更有效率的治理体系，就会像大跃进那几年一样，引发更糟糕的后果。国家权力渗透与宗族自治，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我们来看作者的最终结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真正实现转型，历史性地瓦解了宗族的生存基础。
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社会转型的本质是经济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中国进入信息时代、工业与城市化时期，没人再受宗族的束缚。年轻人都去城市打工、发展、买房娶妻，谁还会回到农村，人都没了，宗族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自然就瓦解了。
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缔结了国家与农民个体间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跨越了宗族和宗族领袖，个体不再受传统组织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原来农民被逼无奈，不得不依靠宗族长者来维持基本生存权，而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尤其是2000年以后国家取消农业税，这是开天辟地的仁政，几千年以来，只有新中国实现了不向农民征税，农民想种多少就种多少，收获都归自己，谁还愿意受宗族的管束。
此外，新的社会治安和司法机构不断完善，法治社会逐步建立，国家权力不再依靠纯粹的强制力，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渗透到基层。原来的权力渗透像打针，虽见效快但容易引发抵触；现在则像吃饭吸收营养，通过派出所、司法办公室、法庭等服务性设施，以及网络等新技术手段，慢慢将治理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和谐。
如今的农村选举，不再只选同宗族的人，而是更倾向于能人和好人，当发展取代生存成为农民的核心诉求时，领导者的能力和品格权重上升，血缘和地缘的权重则大幅下降。大家并非有多认可宗族族长，只是过去没有选择，而社会发展后，大家自然会倾向于选有能力、品格好的人带领自己致富，现在女村长、大学生村长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只要能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发家致富，没人会在意领导者是否和自己同姓，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契约社会是一种理性化的议价方式，它比人情往来更明晰，能大幅降低交涉成本，这才是瓦解宗族的最强大力量，而城市化发展则是关键推手。民工潮彻底摧毁了农村的宗族根基，人都去城市打工了，这篇论文写于 2004 年，现在的农村更是少见年轻人，60 岁以下的都不多，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都外出挣钱了，农村只剩老年人，宗族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总结一下，宗族的历史性瓦解背后是农民的公民化，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更加进步、开放、公正，农民自发选择了更符合时代的生活方式，摆脱了传统的人情桎梏，族权也因此走向衰落。当一代代农民转变为市民，当农业生产不再依赖高度内卷的劳动力、转而使用机械设备时，社会进步便显而易见，城乡二元体制也被打破，人的身份具备了可塑性和转变性。
有人认为宗族的瓦解是传统农村的毁灭，但实际上，这是农村永久性摆脱血缘和地缘社会组织观念的标志，是农村现代化的体现。我还有一种观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发挥的作用，往往比政治力量还要大。严伯克老师说中国社会是政治导向型的，但我认为，看不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也有着同样甚至超过政治力量的强大塑造能力。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农民底层的自行现代化，公民权利是关键，本质上还是社会发展，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
要让农村社会实现变革、让宗族成为历史产物，重要的不是强制力——强制力虽管用，但有时会引发副作用，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让农村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社会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和流动社会，打破城乡界限，让每个人都不再被束缚在农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公民权利，这样宗族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