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一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是这么描写上井冈山的历程。八七会议后，教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九月，因为敌强我弱，起义受挫，决定向山区进军。十月，教员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自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八月开始，到 9 月受挫失败，再到 10 月就能找到正确道路，登上历史舞台。穿越剧都不敢这么写，但是历史书敢，因为这就是天选之路。
当然有个问题就是这段过程的描写太过丝滑简要，就像是没有解题过程的参考答案，缺少灵魂不够激情，而且抄起来也是十分的困难。倒也不是说这段写的不够详细，毕竟你要是动辄抽丝剥茧、事无巨细，上下五千年，高考的学生还要不要玩。但是如果历史真的如此丝滑的起承转合，不是逆风翻盘就是顺风局的话，马院的大学老师是不是要玩？所以说新开一个系列，和大家随便聊聊那些历史课本上大事件背后的小故事，绝对的庄严肃穆，绝对的气势如虹。
那马上开始系列的第一个故事，井冈山到底有多难上？1927 年 8 月 9 日，教员拒绝了瞿秋白到上海机关工作的邀请，而选择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毕竟教员是真正的实干派，而实干派总是会去基层做出最接地气的决定，后来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了，如果让一帮不在一线的大老爷们去做决定，他们是会捣鼓出一些让人眼前一黑的东西。毕竟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大家都知道，真知很重要，但实践更重要。
不过马克思估计都想不到，在若干年后，今天的一些专家把这个词拆开来做，不是实干就是蛮干，居然也得到了所谓的真知。可见《资本论》在任何时代任何角度都非常的具有活力。呃，说回正题，要知道教员去长沙之前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唯独就是没做过军事工作。虽然现在看来教员去搞军事真是专业对口，但是在当时来看，这一下属实是踩上知识盲区了。
不过所谓军事运动，无非是要么我弄死你，要么你弄死我，要么咱俩谁都弄不死，搁这互相吓唬。这一点教员一直看得很透，并且反观蒋介石光头，我想教你个道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兔子急了还要咬人。以前跟你们这帮东西玩不起，但是从今个开始我不止要玩得起，还要玩得赢。
8 月 30 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讨论确定了秋收暴动计划，虽然中共中央当时的命令是要在全湖南进行暴动，但是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教员等人还是决定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动暴动，进而进攻长沙。会议结束之后，教员就开始变装游走于准备发动暴动的地区，传达计划和组织农民武装。
但是在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追击屠杀，搞得像全国人口普杀。而像教员这种人，更像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自带光芒亮到发烫，主打一个显眼出众，很难不被背刺。在湖南浏阳的时候，教员很不幸的被当地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不过好在有卧龙必有凤雏，能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是什么尿性？那懂的都懂，主打的就是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偷鸡摸狗，给钱能办，和他们交流没有什么问题是用钱解决不了的，如果真的有，那你就再加点钱试试。
押送教员的民团士兵，除了领头的队长有些固执，不同意释放教员等人，其他士兵给够了钱，那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有难不帮，那你是不识好歹，上班摆烂，那就是积德行善，吃这口饭的不就图挣点外快，较什么真？于是教员在快到民团总部的时候，找准时机挣脱出来，一头扎进田野里，只有一个团丁发现了，玩命地追上教员。哎，咋地？是钱没给够吗？兄弟。教员有些无奈了，干脆不跑了，等他过来向他招了招手，就给他手里塞了点钱。哎，就这么多了，哥们儿打个折吧，最多下次抓到我的时候，我再多带点，干你们这行的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最重要的还是得有回头客。
收了钱的团丁满意的点了点头，很有职业道德的他看着教员一直到了前面的山坡上才开始喊，兄弟们，有人跑了呀！有人跑了！教员在一个水塘里一直躲到日落才出来，期间有数次几乎是与搜寻的士兵擦肩而过，情况之危险，教员都差点产生放弃的念头，险些绝望上身。不过好在搜寻的士兵天一黑就收拾收拾吃饭去了，今日事今日毕，打工哪有吃饭重要。
躲过追捕后的教员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因为躲避追捕躲得急，脚上的鞋都走丢了，只能赤脚赶路，脚底板磨伤的很厉害，幸亏路上遇到位友善的农民，靠他的接济才有钱买了双鞋和食物，顺利到达铜鼓的农民武装部队。而等到教员到达的时候，秋收起义已经开始了。
起义原定计划是 9 月 9 日开始破坏铁路，11 日各县同时起义，15 日长沙起义，16 日各路起义军挥师长沙夺取城市。但是事实证明，有些计划是计划，有些计划只是计划。无论中共中央还是教员当时所在的中共湖南省委，在起义前都既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错误估计了反动军事力量，最终导致开局豪言壮语，结局沉默不语。
首先，纸面上的革命武装力量就远远弱于反动军事力量，而且各个地区的群众也没有发动起来，虽说他们帮谁谁赢，但就是谁赢他们才帮谁，到最后拢共也就聚集了四五千人的军事力量。其次，就这么多人还没有合并一处，而是分成了三个团，各打各的，一团不想和三团集合，要去单独打平江；三团等不来一团，就只能自己去打浏阳；二团看大家都挑好的地方，就去打剩下的萍乡，反正都很独立，都很叛逆，队友想法各异，部队被打成一团散沙，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最后更关键的一点是，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突然叛变，直接背刺，导致部队损失严重。反正现在大家的感觉就是时间在流逝，队友在流汗，枪法在变形，思路都紊乱，对手在哪里？我该怎么办？此时此刻，起义可以说是严重受挫，按照中央的计划打，现在打成这样，把大家脑袋都打蒙了，这该怎么办？
幸亏教员当即立断，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个时候起义部队不说是略有损耗，也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了，部队人数从最初的 5000 人锐减到 1500 人。接下来打不打、怎么打，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不过攻打长沙毕竟是中共中央的决定，现在要是撤军，那是要被安上逃跑的罪名的。你说打吧，那就是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说不打吧，那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孰轻孰重，领导们要不掂量掂量。教员是坚定的放弃进攻长沙的决定。学霸那都知道，考试遇到那些分值低又难解的题目，一定要先跳过。长沙这边农民发动不起来，进攻又进攻不进去的硬骨头，那不就是摆明派送霰弹枪，你嫌自己命长？但时任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旧主张进攻长沙。说起余洒度这个人就是典型的实力大于人品。你要问他有什么实力啊，那也确实没有，但是也是大于人品的。余洒度那是自恃黄埔出身，一直瞧不起没带过兵打过仗的教员。小毛啊，我跟你说，不能打是能力问题，但是不去打就是态度问题了。我比你多当了几年兵，哥哥送你一句话，在部队里那是要和光同尘，苦一苦兄弟们。骂名我来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那是为了理想自己能粉身碎骨，不是为了理想让别人粉身碎骨。你他妈坐在后面装模作样，兄弟们在前面拼得哭爹喊娘，你他妈算个什么师长。现在看来，不得不说余洒度这个人和阿斗的唯一区别就是阿斗他废话少，而且不会骂赵云菜。
当然，俺选择撤退确实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毕竟一方面这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政策，逃跑那是铁定要担责的，另一方面，过往大家也确实只有向城市进攻的攻略，向山村进攻，咱们还真上山当麻匪啊。不过，教员始终认为，重复旧的做法只会得到旧的结果，改变才是一切禁锢的起点。俗话说的好，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咱换棵树吊吊看，也耽误不了多大功夫。会议经过了激烈的讨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还是总指挥卢德明一拍桌子，多说两句，我来讲两句，我先表个态，我支持毛委员，你们谁赞成谁反对，不说话的，我就当他是默认了，那就撤退去湘南。
南下的路是极其难走的，基本是前有狼后有虎，队伍里面有内讧。首先，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国民党当局在革命军的撤退路上，那是调集部队围追堵截，并给教员开出了 5000 元的高额悬赏，只能说这是好眼光。其次，革命军撤退选择的道路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肆虐，一切伤病员甚至因为缺少医药牺牲在了前进的路上。最后，部队内部那也是一团乱麻，原本支持教员的总指挥、年轻将才卢德明，因为掩护部队撤退途中不幸牺牲。少了卢德明的制约，余洒度又支棱起来了，有事没事就要和教员唱上反调。哟，小毛今天抓了几个俘虏呀，真厉害，不过我看这几个俘虏浓眉大眼的，也不像是坏人。我就放了，我放了几个人，你还急眼呢？怕死是吧？怕死别出来干革命啊。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要是死了，我抵你的命行不行？还他娘的，天这么晚了，谁指挥的还往前走。
毛委员，我是师长还是他是师长，我今天就要就近宿营，谁说都不行，反正就是今天放个俘虏，明天咋鱼睡觉。基本是教员向西他向东，教员吃饭他转桌，教员指东他往西，他说是跨五轴，主打一个不配合、不同意、不尊重，要的就是一往无前的叛逆，要的就是尘土飞扬的骄傲。能活到现在，不得不说确实是脑残之间了。
到了基层士兵这边，那就更不用谈了。咱们出来干革命，说好听点是扭转国家命运，那说难听点的就是混口饭吃的。到了现在，国家的命运齿轮转不转不知道，自己命运的链子倒是稀里哗啦快掉完了。干革命不等于去玩命，有不等式解题就是快。于是在部队内部逃跑都成了公开的事情，部队散成这样，士兵们都不禁互相询问，道德在哪里？底线在哪里？尊严在哪里？大家投奔的地址都说一下在哪里。所以说，责任越大，队友越拉胯。教员很快意识到，再这么下去，很快那就是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阁老庄，纷纷行礼散了伙。
在部队摆脱追捕来到永新县三湾休整的时候，教员决心要对军队进行整顿和改编。经过会议商讨，决定确定了几条内容。说白了就是调整公司结构，缩小经营规模。对离职员工发放 N 加 1，对部分人员的岗位职级进行调整。同时整顿职场风气，破除职场潜规则，重新为每一位员工梳理工作目标，理解公司的经营理念。简单来说，第一点是精简人员部队整编。对于所有士兵，教员的态度是能留则留，不留就发放路费遣散。将来想法改变了，也欢迎他们重新加入。同时把目前不足 1000 人的部队缩编成一个团，同时团长换成了陈浩，打掉了原来师长余洒度的指挥权。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解决产生问题的那个东西。就余洒度这辈子处于量子坍塌状态的脑子，让他只会打仗，不如让他去摸鱼。第二点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
在当时，部队人员鱼龙混杂，文化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还保留着旧部队的习气和山上的匪气，上级打骂下级的状况比比皆是。于是教员规定官长不允许打骂士兵，士兵开会说话自由，并且设定了士兵委员会，专门监督官长领导的一举一动。第三点就是最为关键的党指挥军，各级部队都要分别建立党组织。在当时，普遍士兵从军并没有所谓的理想或者目标。你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错或者做对了什么。若干年后，一位远在布吉纳法索的革命领导者桑卡拉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论断，没有爱国主义的士兵都是潜在的罪犯。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理想情操的党员来为他们做思想教育，对各项角色进行深刻讨论，他们才能逐渐从一帮泥腿子成长为有灵魂的正规军。
改革自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这三项措施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直指当时革命军的漏洞。不得不说，这是个极富魄力的改革，因为改师为团，相当于无论大小，上官职级都要随之变动。官兵平等就是对所有的领导集体做了约束。党建在军上是对原有的军队指挥权做了分割，并且将军队要有思想和灵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考虑到当时部队里很多都是懒散的游民、土匪，给他们立规矩，那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真把人逼走了，这不是要当个光杆司令。但是所谓改革，本质上就是站在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是对所有既得利益者既定规则傻逼领导的大清洗，而不是发个文件道歉，反对谁，抓着头目，然后换个生意。既不敢触动占据最大蛋糕的群体，又要保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广大的球迷、股民或者说是人民。这种说辞，我们一般不叫大家叫改哥，而是统称为画饼。好像一不小心又喝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大家随意随意。
很明显，教员并不在乎一时的得失聚散，哪怕都走光了，只剩下一个人也好，他要带着兵，必须有这样的骨气。
他是浪漫到极点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他也是踏实到极点的现实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不仅是要解决目前军队的短板漏洞，更是要为后面建设真正的人民军队订立规矩。是要让现在的士兵乃至以后的士兵都知道，虽然我们没有部队要带，没有弹药要补给，突出的就是一个穷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关系。穷有穷的健康，穷的有潜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穷得天马行空，奋发图强。我今天来就是干三件事，公平公平，还他妈的是公平，跟我们混。虽然现在发不了财，但是你可以很有尊严，很有思想地活着。尊严、思想、活着，多么奢侈的三个词。所以说三湾改编在军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高中的学生不管考不考，都记得圈下重点，好好复习。不过虽然我上面说经过改编之后，大家是穷得健康而又快乐，但是如果有的选，谁又不想做个健康快乐的富贵人呢？
很快部队就找到了答案，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来到龙兴之所、应许之地，革命道路的转折点——井冈山。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从地理上来讲，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山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国民党赶来，那就是高射炮打蚊子。从部队驻扎后的后勤供给来看，山上各地都有水田村庄，周围各县的农业经济发展得也很不错，找些地主筹些款子应该不成问题。从革命基础来看，这边的几个县也都有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总而言之，井冈山是个成熟的地区了，该学会自己贡献了吧。但是教员还是来晚了，税都被收了90多年了，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占据了井冈山的山上山下，是名副其实的山大王，他们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教员这支部队想要在井冈山落脚，这两人是绕不去的坎儿。
对于山上土匪的问题，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中就指出，土匪是暴动的重要力量，是要注重拉拢收编的。而且早在八七会议上就有提到过，什么土匪，那是破产农民，是咱们的穷哥们，是要争取把他们拉进革命队伍里的。要说土匪，国民党那他娘的才是真土匪。说实话，国民党的很多行为和鬼子可能真的只有一层皮的区别。但是沾了“匪”这个字的团体自然不可能是啥善男信女，烧杀抢掠、踹寡妇门、拔起门闩、偷自行车上那一样没少做。他们虽说也是自发反抗，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目的就只是满足自身的利益，主打的就是随心所欲，烧杀抢夺、奸淫掳掠，要薅地主的羊毛，也要刮穷鬼的油水，而且因为没啥文化，不会思考，他们的反抗也不是对现存制度的反抗，只要统治者表现出宽容，他们很容易就接受招安，人均价码，谁给的钱多就当谁的马仔。
秋收起义中背叛革命的四团团长邱国轩就是此类人。他原本是山上的土匪，虽然被收编，但是却缺乏改造，转头就投靠了国民党。还有一些例子则是更为离谱，有些部队收编土匪后，没把土匪改造成功，气倒是快被土匪改造成功了。比如说挡在福建闽西各县的一些组织，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选择像土匪一样通过绑票、勒索来筹款子。在党内，有些矛盾的同志甚至会选择互相暗杀对方，从物理层面上解决政敌，整个就一全员恶人，属实是一坨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而此刻，已经行军到宁冈的教员一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烫手山芋。对于如何对抗袁文才、王佐两个山大王，部队内部开始还是有分歧的。一部分人觉得他们就这点人，这点枪，咱们一包围他们就得歇屁，直接干了他娘的，再之后不信马克思的都偷偷送他们去见马克思。但是教员否决了这一想法，他始终认为各路山上的土匪都是可以争取的革命力量，况且袁文才、王佐两支队伍虽然人不多，但是在当地却有一定的群众拥护，说明思想不至于太过滑坡。这样的队伍被剿灭会失了民心，我们到时候也很难在井冈山立足。
教员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袁文才其实心里也在犯嘀咕，其实他也是个共产党员，早年也是受过革命风暴洗礼的，真要较起真来算起辈分，甚至算得上是教员的学生。所以对于这支工农革命军，他倒也不排斥，但是真要让这么大个部队上山，他心里也不敢，这么多的人，不像是三言两语能打发走的，况且《水浒传》谁还没看过，真让晁盖上了山，还会有我的立足之地。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王伦的身影，在向他招手。
纠结之下，他派了位代表去找到教员，说他愿意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补给，但是还是请他们另找高山。那不行，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必须搞到手。不过，教员既然决定不从物理上解决他们，那就只能从心理上去拿捏他们。在和袁文才派来的代表的谈话中，教员了解到他们这支部队十分看重枪，人可以少，但枪不能丢。他们160人左右，但是只有60支枪，于是教员建议干脆再送他们100支枪，把他们全部武装起来。
这个建议立马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啥家底啊？直接送土匪100支枪，咱们的武器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送土匪几支枪，到时候还你几枪子，你摆出去的是范儿，弟兄们中的是弹儿，你装出去的是逼，弟兄们赔进去的是命。不成，绝对不成。
教员这个操作多少带了点赌的成分，但是逻辑上却是没有任何问题。首先，袁文才已经表达出了友善的态度，教员他们只有在进一步的表达诚意，才能最大程度地争取他们。其次，袁文才自己应该也清楚，没有这100支枪，他这160人都没法和教员的大部队抗衡，所以最坏的火拼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最后，教员本来的目标就是争取收编袁文才的部队，只要收编成功，别说这100支枪，他们的那60支也拿来吧。你总结一下，这招是陈瑞看了都白给，输不了。
于是在教员说服了大多数人后，带了几个随从就去到了宁冈大仓村见袁文才。不得不说，教员本身骨子里就有古典侠客一样的义气，自然也摸透了这帮自诩草莽好汉的特点。果不其然，袁文才本来还怕教员趁机带人火并了，他预先在见面地点附近埋伏了二十多人，教员这么敞亮地过来，反而搞得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见面之后，双方聊得很投机，听到教员要送他们100支枪，袁文才当即表示：“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您哪里是革命军啊，您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哥哥呀。哥，你有啥困难尽管帮你解决，这是600银元，哥，你拿去花，不够再找我要。我这块地，哥，你要是看上了，不嫌弃的话，就当自己家山上的老王，对吧？他的思想工作我去做。”
当然一次见面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袁文才也委婉地表达出自己这边确实资金有限，想要筹款子富起来，还得去附近一带打土豪。教员听说他话里带着些许推脱，但是无论如何，这总算算是迈出了驻扎井冈山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在袁文才的大本营茅坪休养生息，同时做做王佐的工作了。
比起袁文才，王佐算得上是一根筋了，他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只是因为受不了地主的压迫，这才上了山当了土匪。虽说是土匪，但是王佐秉持的原则那是兔子都不吃窝边草，绝不祸害自己山上山下周围的百姓，甚至还经常劫富济贫，实实在在的撒币，他会把打土豪得来的银元丢给百姓。这种到处撒币的山大王谁不喜欢？因此在附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于他的思想工作，教员深知急不得。在初期，他派部队里的党代表何长工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打开局面。何长工也是位社交能手，他上山没多久，就先和王佐的父母、姐弟、亲戚朋友混得烂熟。
大家和他相见恨晚，一见钟情，甚至恨不得当场磕头拜把子，结为异姓弟兄。后来王佐在何长工的战术指挥下，解决了自己山头的宿敌，之后更加信任这位党代表，何长工可以更加大胆放心地进一步在他的部队里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某一天，王佐提出想要扩充部队，何长工适时地建议他不如和袁文才的部队合并为一个团，王佐欣然采纳，而袁文才那边教员早就做了许多思想工作，这样一切都水到渠成。1928 年 2 月上旬，在宁冈大陇举行会师大会，袁、王两支部队正式宣布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团党代表。
在此之后，教员又陆续派遣徐彦刚、刘雪成等多个干部到这个团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同时，教员也非常重视和袁文才、王佐的私交，经常与两人谈话。他们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从阶级观念、群众观点聊到革命理念。教员的知识面让他们两个大开眼界，佩服不已。两人很快就意识到，谁有能力，谁当领导？他能当领导，那说明是真有能力，跟眼前这人干革命，那就是干革命得跟眼前这个人，这个大腿我抱定了。
此后，教员继续加强对于这支队伍的整顿整改，通过日常的文娱活动或者政治课、文化课，一步步地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1928 年 3 月的一天，王佐突然找到何长工，问道，党代表，你说俺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入党？何长工心里一颤，他知道这个部队的思想教育那算是成了。
从 1927 年 10 月至 1928 年 2 月，工农革命军发展为两个团，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从而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月与朱德部队胜利会师，进一步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由于篇幅限制，在井冈山的日子很难在这里展开去讲，毕竟那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相比于从 1 到 100，从 0 到 1 还是要更难得多。现代回望历史总是觉得每个关键节点的选择总是无比的准确明智，但又恰恰是每个关键节点的正确选择，才造就了现在的历史。绝对的指挥，顶级的切入，稳定的发挥，完美的数据。我这一生如履薄冰，真是他娘的走错一步都不行。
很多年后，教员又重登井冈山，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是教员生前最后发表的两首词之一，词中写道，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38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诗句有一种朴实无华的力度，似乎既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盖棺定论，又包含对未来的无限期许，悄然之中有着油然而生的一股自信。
曾经的挫折，曾经的质疑，曾经的跌入谷底，都会被时间的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一切都是暂时的，暂时的都会过去的，而只要都将过去，那些都会成为支撑自己现在走下去的美好回忆。毕竟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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