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越来越多的 90 后年轻人开始读《毛选》。地铁上、餐厅里经常能看到大伙儿捧着一本《毛选》在读。因为最近几年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大伙儿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还是工作，都碰到了很多新问题，很容易陷入困惑，我们很想从教员身上找到答案。的确，在咱们的近现代史里，只要教员一出场，就会给人一种这下稳了的感觉，跟着他走能无往不胜。在大伙眼里，他是一个无比坚定的人，既有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情怀，又能用强大的执行力实践出来。但谁都不是生下来就是个伟大的人。作为上上个世纪的 90 后，在较远的青少年时期，他也曾和我们每一位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有过困惑，对自己的前途、对国家的命运都有过疑问，也曾发表过稚嫩的言论，也曾相信过错误的理论。光是在信仰主义上，教员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才找到了正确的路。
1910 年，有一个年轻人在名为救国图存论的文章里这么写道，宪法为人民所制定，不以政事而成立者。专制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臣服者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当时这首歌是赞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却从这歌中感受到了日本的骄傲和美好。期盼祖国像日本一样强大。那时的我还没有想到日本会像今天这样野蛮。
但实际上，当时康梁改良思想已经有点落伍了，革命派主张才是潮流。一年后，教员去省城的中学读书时，又看到了《民立报》。恰好报纸当时在报道黄兴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他马上又认识了黄兴和孙中山。在康梁的理论里，皇帝总是好的，坏人都是臣子而已。但是孙中山的文章一出，马上又把教员圈粉了，皇帝不能留，必须推翻清朝建共和。年少的教员甚至极为热血的写了一篇檄文贴到了学校的墙上，里面说希望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让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后来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教员还专门提到过这事，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当时他还不了解孙中山和康梁之间的主张其实有分歧，这个政见有些糊涂。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有个革命党人跑到教员的学校里发表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一场演讲下来，全校的热血青年都热情高涨，想要参加革命，教员也不例外，他跑到湖南新军当了第 25 混成协的一个新兵。教员有学问，特别会讲故事。战士们一有空就缠着他，要听他讲三国、讲隋唐，为了听故事，还抢着帮他擦枪、搞卫生、干杂活。结果这仗还没打成，清帝退位，当兵失去意义，只能回来读书。
教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省立一中，又轻松考进了湖南四师，后来四师和湖南第一师范合并，教员又成了第一师范的学生。在描述这段求学经历时，润之同学非常低调的说，当时有两个朋友鼓励我报考，顺便让我帮他们也写一下入学考试的作文。我帮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没想到三个人都录取。其实他和朋友不光录取，还包揽了前三。我去参加考试，一不小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我。
在这里，教员结识了一位重要的老师杨昌济。杨昌济是谭嗣同的弟子，在英、日、德三个国家留过学，学贯中西，大名鼎鼎。一开始，杨昌济给人感觉很古怪，因为他上课就是对着讲义念，只念一遍，绝不重复，也不解释，有人听不懂也不管。学生们一堂课听下来都是云里雾里的，但教员带着自己的问题去找杨昌济聊天，才发现杨昌济什么问题都说得头头是道，详细清楚，水平高出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一大截。正是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教员思想愈发成熟，不再轻信权威意见，开始有自己的思考，总是从全局视角去思考问题。
1916 年，教员就在信里预言说，日本将成为中国的敌人，20 年内非一战难图生存，日本路线先图满蒙再入中原。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15 年后，九一八事变；20 年后，卢沟桥事变。
一师时期，教员还是跟以前上学一样，死板的课不爱学，就拿书本挡着，在下面偷偷看自己爱看的书，还总是和学校对着干，几年时间就记过三次，还有两次差点被学校开除。而且教员读书的时候很喜欢批注，有时候的批注让人忍俊不禁。比如读《旧唐书》，太宗说，朕有气疾，热便遁，教员就批注，可能是支气管炎。读《宋史》，《宋史》夸赞宋太宗帝承谋阴断，他就写但无能。有的古文看上去洋洋洒洒一大堆，教员却批注空话连篇，毫不留情，教员因此被称为湖南吐槽王。要是在现代出身，他一定是弹幕之王。读的书多，自然写的文章就好。1917 年 4 月，教员的投稿上了当时的顶级自媒体《新青年》，学校倍感自豪，当然也就没人去追究他上课的小动作。当时有个叫李立三的年轻人和教员线下面基了一次，就被他的学识吓到了，全程没怎么说话。
一师人才济济，和教员一样优秀人还有好几个。其中萧瑜、蔡和森和教员是杨昌济最得意的三个弟子，人称湘江三友。萧瑜和教员经常互相写信聊天，吟诗作对。有一次教员看到报纸上说有两个学生一起游历了全国，他就兴致勃勃拉着萧瑜一起要去湖南下面的县徒步旅行考察。徒步旅行这事没啥，很多人也能做到，但他们俩是一毛钱都没带，只带了雨伞和笔墨就上路穷游了。那没钱吃饭怎么办呢？运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帮人写帖子混口饭吃，运气不好就摘点野果或者只能饿肚子。没钱住店就只能忍着蚊虫叮咬在野外露宿。等他们这番调查下来，两个人的衣服是破破烂烂，像个乞丐一样受尽了路人的白眼。萧瑜自尊心重，有的屈辱她受不了，她终究是书生气太重，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但教员却觉得收获满满。
下基层实地调查，人民群众第一位，这次旅行让她深刻的意识到，无论做什么事，下基层实地调查，人民群众都是第一位的。脱离实际终将一事无成，光在学校里读书，脱离实际，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那几年，中国动乱无比，又是袁世凯复辟，又是南北军阀大打出手，搞得人心惶惶。和教员一起上学的学生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但有过生活体验的教员就一点也不迷茫。学校说要加强医师和社会的联系，他就开办夜校，教工人们读书。袁世凯和日本签卖国的 21条，湖南军阀实行白色恐怖，不让人说话，教员就带几个朋友趁夜色摸进长沙城，在城里发讨原册子，让整个长沙城都为之沸腾。
1917 年 11 月，有一群北洋溃兵逃往长沙。当时城中没有守军，大家都慌不择路要跑，害怕溃兵进城烧杀抢掠。结果教员经过分析，认为这帮溃兵现在就是惊弓之鸟，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心理把他们俘虏了。于是乎，他带上一帮学生，加上几个有真枪的警察，唱了一出空城计，愣是一百多人缴了几千溃兵的血。这一下，教员在整个长沙城都出了名。第一次用兵就打出这种战绩。就好比 nba 的新人刚上场进的第一个球就是从自家篮筐把球直接丢对面篮筐，技惊四座。
从湖南毕业后，教员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到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也认识了李大钊等人，在北大，他每个月拿着微薄的薪水，冬天还得和几个朋友分一套棉衣，也为教授们不让自己蹭课而苦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昌济告诉教员，北大正在筹备一批人去法国勤工俭学，正是这次机会，让教员和几个彼此要好又都非常优秀的朋友彻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得知有这样一个机会后，一开始教员是很兴奋的，他设法为自己和同学筹集到了数万大洋的路费。但在出发前夕，教员却决定留在中国，救中国须先了解中国，因为他根据之前自己和肖宇考察的经验看，想要找到救中国的路，就得先了解中国。改造中国两大急迫任务，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整理批判历史治理经验，其二开展实地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这时的李立三还很迷茫，他听了部队老长官的建议，选择赴法国留学。萧瑜一直对国外有兴趣，他也选择去法国。那群少年中，教员是少有的拿得出钱却选择留下来的人。
1918 年，教员曾和萧瑜、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想要集合大家的力量讨论解救中国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信奉上了无政府主义。当时马列主义是世界潮流，但在社会主义传到中国之前，无政府主义被当成社会主义的一种传进来了。无政府主义因为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独裁，还有一定的个体之间的互助，所以确实很容易被当成社会主义的一种。教员和新民学会的小伙伴们一度也非常推崇无政府主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实践在求学的过程中，萧瑜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直到回国后，她还依然停留在无政府主义那里。但是教员却验证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919 年 3 月，听说家里母亲病重，教员就回到长沙，一边在附近的学校教书，一边陪母亲看病。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们纷纷涌上街头，湖南的学生也不例外。学生运动需办报扩大影响，教员觉得学生们的运动想要成功，就得搬报纸，影响更多人。他提议大家一起做一个湘江评论，而且最好是周刊。大家说新青年那么多大佬才出月刊，怎么这么几个人就想出周刊，大家都不看好。当时学联的几个骨干想支持教员，但也因为公务缠身拖更了稍许，按时交上来的也不合格。没办法，教员只能表示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操作了。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横空出世。这本刊物创刊号的目录画风是这样的。没错，教员一个人写了四十多篇稿子，说好了大伙一起干，他却一个人包唱。
当时市面上的报刊很多都是讲男女感情的，整天都是谁谁谁离婚啊，谁谁谁出轨啊，谁谁就睡粉啊，没多少人关注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国家大事，但是《湘江评论》一出版就犀利地指出，我们《湘江评论》就是要谈最紧迫的时局和民众最需要的新思想。在创刊宣言里，教员振臂高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寥寥几笔就点出了大家最关心的几大问题，已经让人忍不住想要点赞加转发到朋友圈了。
创刊号只印了 2000 份，还是教员和几个人挨家挨户推销的传统模式，结果不到一天就全卖完了，教员赶紧加印，结果三天又卖完了。从第二期开始，5000 份，1 万份。它的文章迅速成为朋友圈千万家爆款，一路传播到武汉、广州、北京、成都、上海，影响了无数年轻人，李大钊、杨昌济都给他点赞。当时刚从旧军队出来的陈真，就是因为看了教员的《湘江评论》，才对无产阶级革命《湘江评论》被张敬尧盯上了，他就派人把教员的号封了。教员接手了《新湖南》，张敬尧又把《新湖南》给封了。教员马上联合湖南的学生罢课，自己写了控诉张敬尧罪行的文章给到各大媒体，然后曝光了张敬尧偷运鸦片的罪行，向政府要求依法惩办。
军阀吴佩孚和张敬尧之间有矛盾，教员就利用他们的矛盾，还联合陈独秀等其他人一起来行动，称为驱张运动。驱张运动搞了半年，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张敬尧封别的大 V 的号，大 V 号没了，封教员的号，张敬尧人没了。赶走张敬尧后，教员觉得湖南自治的机会来了。他构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这个计划比当初新民学会小团体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更大。他说在湖南共和国内，要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废督裁兵、自办银行、实业、自办教育、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而且教员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把构想仔细写了出来，登在了《长沙大公报》上。
当然，湖南军阀肯定不同意，因为他的计划等于是要废军阀的权。谭延闿假装同意，但制宪过程想全自己包办。谭延闿出走后，赵恒惕又出兵清洗桂系军人，武力镇压。总之，只要军阀们在，湖南自治这个事情闹来闹去就还是个零现实。这让教员深深地明白，在中国温和的改良走不通，他终于开始转向李大钊老早就介绍给他的共产主义。
1921 年，肖瑜给教员寄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颇不认同俄式革命和政党，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教员马上写信反驳说，不认同子升兄的主张，因为国内的种种现实已经说明了温和的、改良的失败。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要等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
1921 年元旦，教员带着他和小伙伴一手建立起来的新民学会，让大家举手表决自己认为的解决国内社会问题的方法到底是什么，结果答案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都有，曾经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这里彻底分道扬镳。教员并不孤独，肖瑜没有选择共产主义，但李立三和蔡和森选了。即使同样是共产主义，具体要走什么路线也是天差地别。
远渡重洋的李立三为了赚学费去当了锅炉翻砂工，结果他才发现自己在厂里的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师父的指点下，李立三在法国组织过好几次罢工，从理论到实践，把领导工人运动的招数学透了。李立三和教员分别研究的是工和农，但二人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教员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不得那么从容养志，因此得了猛将的称号。而李立三在法国反抗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时，言必称推翻、打倒、杀掉，被战友们称为坦克。
他们再次聚首，已经是相识七年后的 1922 年。那一年安源大罢工爆发，日本财阀、地主、武装和资本家控制下的安源路矿局，被工人们称为 “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紧走，死了不如狗”。此前，曾有多位工人领袖因组织反抗，在这里被军阀杀了。
1921 年秋到 1922 年初，教员和李立三先后前往安源，为了不惊动资本家，两人都以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党员进工厂卧底的方式，设法与当地工人接触。而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大罢工中，主角并不是教员，而是李立三。一向负责工运的李立三，没多久就把工人规模分布、生活状况、工资诉求给摸清楚了。他一面派人深入工厂，联络先前负责的工人领袖，一边在报纸上为罢工造势，揭露资本家的残忍和贪婪。有人向资本家建议借刀杀人，让当地黑社会红帮出面杀害李立三，结果等资本家上门才发现李立三捷足先登，当地红帮头目对他钦佩不已：“您才是我的恩人。” 在安源的罢工动员集会上，李立三振臂一呼，台下万余名工人齐声响应。
没多久，顶不住压力的安源路矿组就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就在毛主席还在潜心做调查时，李立三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了。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仅有900名党员，其中多人来自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到1926年，李立三成为武汉工运领袖，国内军阀和反动派都大呼“广州立三一声令下，武汉30万工人进则进，退则退”。实力不容小觑，毕竟在当时蒋介石嫡系的北伐第一军人数也才6万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广州的力量被大幅度削弱。但李立三在这种时候还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各路红军武装分头进攻武汉，依靠工人占领武汉，饮马长江。在计划中，李立三坚信，只要振臂一呼，工人组成的红军就能一夜之间遍布全国，而帝国主义不会直接干涉，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会如水一般投降。
接到这份计划时，教员就知道不妙。他建议上书反驳，要求红军不得暴露实力，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所谓“敌人如水一般投降”的想法极不靠谱，还劝李立三不要错判形势。平心而论，李立三并不是个骄傲自满的人，只是在长期的城市工厂斗争中，被众多工人簇拥着的时候膨胀了，看不起稳健的建议。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提意见的人是“农民观点”，犯了两个严重错误，说不执行他的进攻计划，就像斩断手足而不斩断头脑。
很快，各地红军战士陆续在广州等城市发动起义。刚开始红军占了一点小便宜，可没多久后，各路军阀的正规军开始回援。这时候李立三计划致命的漏洞暴露了，缺乏作战经验的红军在城市里缺乏后援，牺牲一个就少一个。而支持红军的工人虽然很多，但一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二则离开城市后难以发挥作用。没多久，红军伤亡惨重，支持革命的工人也因暴露后无处藏身，大量牺牲。
在反动派的围剿、追捕下，李立三虽然学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激进的路线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但教员在亲身实践后，在实地调研写成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已经意识到占中国最广大人口的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他开始在会议中提出要建立农民武装，广阔的农村才是中国革命的未来。
虽然一开始他的意见被轻视、瞧不起，但血淋淋的现实证明他是对的。就在大城市的行动接连失败之际，教员依然率领红军建立了农村根据地，给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在他之前，中国共产党搞革命，处处被苏联遥控掣肘。但在他之后，中国革命真正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教员和所有人一样，是人不是神。从改良到革命，从康梁到马克思，从激进路线到建立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他摸索了十多年，经历了很多失败和坎坷，才终于走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的选集在国外的封面是《农民的圣经》。因为这本书是写中国农民的著作，而真正的书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著作。
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教员忙里偷闲拉上周总理组织了一次少年中国学会聚会。这个社团是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生在一起讨论时政的社团。由李大钊牵头，这个小团体一度发展到106人，可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乱，近七个发起人中就有四人死于战火兵燹。教员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这场聚会让他想起了那些跟自己相识、同行再到分道扬镳的人。
从维新变法开始，对于如何救中国这个问题，中国历代的精英们经历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几乎每一种主义都尝试了个遍，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无数的鲜血。这就像一道难于登天的数学题，被无数人思考过。谭嗣同作为维新派虽然失败了，却教出了一个好徒弟杨昌济。杨昌济又教出了教员，薪火相传，这个接力棒传到教员手上，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上来，很多90后开始读《毛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考研能多得几分？是为了让自己升官发财平步青云？是为了找到打造有战斗力团队的秘诀，还是为了找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良药？我们说这些都是好的想法，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学过他的思想，是他的学生。
新的时代还有新的问题，面对着内外强敌的压力，我们终究要和教员当初一样，在结合前辈探索的同时，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个答案。我们不是他，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地成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