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和韩国在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那里拥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一边希望能够用韩国来证明全盘西化的路线是正确的，另一边希望用越南弃暗投明来证明历史的因素是可以忽略的，并不妨碍转向西方的道路。这种意识形态需要构成他们美化这两个国家的心理动机，因此越南的每一次改革都会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的全球关税计划，对于越南这个出口占GDP比重高达86%的高度外向型经济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仅仅一个月后，越南就宣布开启新世纪以来最激进的一次改革，将现有的63个省、直辖市缩减到34个，并裁减超过12.9万个公务员岗位。
而且，这只是越南的新一届最高领导人苏林上任以来进行的重大改革的一部分。早在去年年底，越南就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瘦身，将30个副部级和正部级部门缩减合并成17个正部级单位，下辖机构大约减少了500个。改革表面上看，这场激进的改革同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以及阿根廷米莱的电锯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
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又一次胜利，是进一步拥抱文明的必然选择。
然而，在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当下，越南采取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带有浓厚冒险主义色彩的激进改革路线，实际上是受制于其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经济与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与苏林的个人政治考量密不可分。
1957年，美军的飞机频繁地掠过越南的丛林和村庄，洒下成吨的橙剂，庄稼和树木枯死，土地上留下一层层白色的霉斑，这是越南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同一年，苏林出生在北越兴安省三旗村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苏权是一名军方保密干部，在苏林八岁时就奔赴敌后战场负责情报工作。
受父亲的影响，苏林17岁时进入中央警察学校学习情报安全专业。在此期间，北越击败了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苏林的父亲也从前线回归了家庭。但是越南在实现国家统一后，并没有专注经济发展，反而萌生了军事称霸的野心，导致经济发展落后。
1980年至1988年间，越南的GDP增速徘徊在2%至5%，年通胀率却从25%一路飙升至775%。面对严峻的现实，1986年，越南政府开始讨论实施革新开放。此时，苏林已经从警校毕业，加入了公安部队政治保卫局，负责国内的情报和安全工作。
这份工作的特殊性使得苏林得以窥见涌动在越南政坛中的暗流。越共内部一直存在南北两派势力的斗争，这种划分并不完全以地域为标准，而且随着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两者跟地域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模糊。但是对于理解越南内部的矛盾斗争仍然有一定的意义。
一般来说，主张谨慎改革的可以称为北方派，越是倾向激进改革、全面效仿西方的可以称为南方派。
革新开放后，随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及西方思潮的涌入，主张积极效仿西方的南方派政客一度拥有了很大的政治声量，北方派越来越依靠党内的思想工作为主要的政治阵地。由于越南实行改革的时间较晚，起点也较低，越南在经济领域的开放政策制定得非常激进。
1987年，越南颁布外国投资法，其中规定不限制合资企业的最高外资比例，允许百分之百外资持股，且合资企业可以获得极高的税收优惠和低廉的土地租金。经济上的激进加重了政治上的派系斗争。1991年苏联刚刚解体，越共七大即将召开之时，越南知名学者潘廷耀公开表示要全面抛弃马列主义。
同一时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春白甚至公开提出要行戈尔巴乔夫之旧事。
此时，苏林正在公安内政部总安全局担任局长，冷静地观察着国内局势的变化。他惊奇地发现，经济力量带来的冲击是多么巨大，历史遗留下来的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惨痛记忆正在快速消融。越南激进的经济改革的确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商投资，2008年越南总吸引外资规模达到了717亿美元。
相比之下，体量比越南大十数倍的中国，同一时期的外资流入规模是924亿美元。
然而，这其中也埋藏着很深的隐患，外资占比过高导致越南企业在公司经营和技术转让上的话语权很低。长此以往，越南在国际分工中将难以摆脱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换取投资的困境。不过，漂亮的经济发展数据暂时冲淡了这种担忧。
在此期间，苏林的仕途也一帆风顺。2010年8月，苏林被总理阮晋勇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虽然出身于越南的强力部门，但是目睹了剧烈社会变革之后的苏林，已经不是一名典型的北方派政客。2011年，苏林在河内会见了美国驻越南大使泰德·奥修斯。奥修斯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苏林性格强硬但很聪明，有兴趣在多个领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强硬而聪明是对苏林非常精准的总结，他的强硬是长期从事安全工作带来的做事习惯，聪明则是源自对越南几十年来社会剧烈变化的总结。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特质将驱动着苏林逐步进入更高的权力中心，并成为越南的下一个操盘手。
2014年的元旦刚过不久，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就提议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并指示432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此时，越南正在积极筹备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代价是越南必须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
同一时间，一份有72名知识分子与政客联名签署的公开信在越南流传开来，要求越南仿效西方的政治路线，实行三权分立。
越南此前激进的革新开放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是也导致了严重的外资依赖和资本外逃的风险。一方面，越南虽然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品牌设立加工厂，但是本地企业始终成长不起来，更别提进行自主科研，实现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系统监管过于宽松，许多本地资本家纷纷将资产转移至国外，还在国内留下了巨额的债务，给金融系统制造了风险。2012年7月，越南央行公布不良贷款占到银行贷款的8.6%，达到了东南亚的最高水平。
这些现象在政治层面也造成了重大分歧。南方派认为应该进一步敞开国内市场，吸引更多外国资本进入，实现经济数据的改善，这些问题会在发展中自然得到解决。北方派在经济问题上长期缺少话语权，但是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端，以反腐败为切口，开始整顿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
2016年，时任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启动了燃烧的熔炉。同年4月，苏林出任越南公安部部长，兼任反腐委员会副主任，成了阮富仲推动整肃运动的左膀右臂。2017年，苏林指挥越南特工在德国实施了一场跨国追捕行动，将一名侵占国家资产的公职人员抓捕回国。
由于未经德国当局同意，这场跨国抓捕造成了越南与德国的外交危机，但也让苏林本人在国内名声大振。
下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21年，这一年新冠疫情爆发，越南医药企业越亚科技股份公司将从中国购买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换个标签包装，谎称完成了越南独立研发，以高出进口成本30倍的价格出售。经调查，越南科技部、卫生部以及各省疾控中心等均有涉案。为了证明高层的反腐败意志，2021年12月，该案第一位嫌疑人潘国跃被逮捕。
两天后，阮富仲亲自指示，要求公安系统积极主动和大力参加反腐斗争。
此后，代号为C03的公安反腐败调查局重要性不断上升，苏林手中的权力也迅速膨胀。2022年10月，越南女首富张美兰因涉嫌行贿、挪用公款被捕，涉案金额高达125亿美元。2023年，包括前外交部副部长在内的25名高级官员因涉嫌在疫情期间安排航班、撤侨过程中捞取好处费被捕。与此同时，因受到腐败问题波及，数名越南领导高层在2023、2024年接连辞职。
苏林本人在高层中的权力次序突飞猛进，在三年时间里从排名第七迅速进步到二号人物。按照常规的路径，下一届领导人关系着越南下一步改革大方向的选择，是熔炉行动的进一步深化。相当于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暂时搁置了这一问题。
2024年7月19日，阮富仲去世，苏林成为越南新一届最高领导人。然而，问题只能搁置一时。而且，特朗普这个动不动就要加关税的美国总统，对于越南这样高度外向的经济体极其不友好，苏林在公安部门熟悉的那些工作经验此时又派不上用场。于是为了巩固国内的局势，越南又开始了一场激进的冒险。
2025年5月，特朗普的大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河内。几天后，在河内郊外的黄金地段，一个属于特朗普集团的豪华高尔夫球场举行了奠基仪式。埃里克·特朗普在包括越南总理在内的数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出席了仪式。对于一个商业地产项目来说，动工仪式规格之高令人咋舌，类似的项目从发起申请到最后动工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但是越南政府为该项目大开绿灯，特朗普集团仅花了两个月时间就走完了所有审批流程。据媒体曝光，该项目至少跳过了六个法定程序。
面对特朗普发起的关税威胁，越南由于经济结构上的缺陷，在贸易谈判中没有拿得出手的筹码，因此不得不动用非常规手段取悦特朗普。越南属于全球最依赖外贸的国家之一，2024年越南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重高达86.5%，其中对美出口又占越南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越南一早就采取了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在近40年的革新开放中，外资独资或控股的企业享受到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但不愿在本地企业寻找供应商。久而久之，越南就变成了供应链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一个大型加工中转站。如今，越南出口商品中有大约一半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或配件，越南只起到了装配厂的作用。
越南高层和学术界并不缺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人。但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分歧严重。主要的意见分为两种：有人认为应该加大优惠，吸引更多外资，只要数量足够多，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有人主张要进行内部改革，增加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的要素。苏林给出的回答是，全都要对外。
越南修改了国籍法，允许越南公民拥有双重国籍，同时还废除了包括贪污、间谍、非法运输毒品等八项重罪的死刑。这些带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意在表达越南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态度。
对内，越南开始大幅缩减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其中会将现有的63个省、直辖市缩减到34个。从缩减比例上看，十分激进，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对于越南的领土和人口而言，34个省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据统计，此前越南财政支出中约70%的预算用于支付公务员工资和日常运营。苏林本次的改革目标之一是将这一比例下降至50%。
另一个重点改革的领域是在教育方面。2024年越南高等教育投入仅占GDP的0.18%，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劳动人口比例仅为11%，缺少技术型专业人才一直是限制越南发展的重要因素。越南计划从今年9月起开始推行15年免费教育，全国公立幼儿园至高中阶段实施学费全免。此外，越南还计划在2030年前将科技研发投入从GDP的0.4%提高至2%。
并且越南还决定重新启动高铁、核电等基建项目，这些项目曾因政治、安全、环保等复杂的考量被一度搁置。
总的来说，苏林本次改革的思路是大幅精简政府系统，将节省出来的资金投入到教育、科研、基建等能够促进越南产业升级的领域。苏林政府本次进行如此激进的改革，一半是出于无奈，另一半是出于焦虑。无奈的是，越南严重依赖外资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些优惠政策放出去容易，一旦收回，容易招致外资企业的不满，只能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
焦虑的是，越南廉价劳动力价格的优势正在快速消失，其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已高于泰国和印尼。
历史的脉络总是环环相扣，一次激进改革导致的弊端往往只能用更加激进的尝试来扭转。在世界秩序面临变动的当下，越南的本次改革基本上属于在新秩序到来之前的最后一搏，能够取得多少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