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相信吗？在武德充沛到凶猛的大唐，也出现过“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时间段。当年那如龙如虎的大唐铁军，咋就成了棉花套了呢？李隆基接班以后的整条北方边境线，是让他感到刻骨寒冷的沉重历史包袱。西面整条丝绸之路笼罩在吐蕃的窥视以及随时的打击下，北境是已经把胃口吃肥了、对你根本没有敬畏的后突厥，东北诸夷也都跟你撕破脸了，尤其契丹跟你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该怎么破局呢？先来看一看大唐立国以后的兵制演变历程吧。
太宗贞观十年对府兵制度进行了规划，设定天下十道，置府634，皆有名号，而关内260府，皆以立诸卫。关中的折冲府占了天下军府的四成，突出了强干弱枝、以关中治天下的思路。全国的兵员都是府兵，农时在家干活，国家征调就出征或者宿卫京师。府兵分散在各地，平时由各地都督府负责训练和管理，等哪里需要征讨的时候，由当地的都督进行征调和训练，再由中央派下来的大将带着队伍出征。这样大将和士兵们不会有深厚感情，这有两个好处：第一，财政方面朝廷不用过多担忧。每个王朝都有基因，后面登场的节度使是李隆基的“大外包工程”，其实李唐继承的是他武川祖辈的思路，从根儿上就有着外包的基因。所谓的“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是指行军征讨的时候，会从朝廷往下派大总管，各地的大都督实际上是没有出兵指挥战争的权利的。
你比如说李隆基担任上都督府都督时，虽然领着营、辽、昌、顺等七州，但只管这些州的训练，所谓“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地方都督不仅不管民政，连主动出击打仗的权利都没有。行军征讨时有朝廷下派的行军大总管，所以“行军大总管者，盖有征伐则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隋唐祖源的六镇之乱开始，一代代的演化过程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事儿太多了，所以李唐基因里对于防范大将作乱看得非常重。不过这样虽然起到了“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消弭祸乱”的作用，但注定会牺牲战斗力，因为临时的大总管和府兵们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再加上平时管地方府兵的都督们没有征战考核的指标，所以府兵平时的日常管理也就那么回事。这就导致了在老一代将星们都陨落以后，大唐战斗力的断崖式下降。
你比如说武则天掌权以后，对外的战役打得一塌糊涂。老五（武则天）除了会给人家改名字之外，根本没有办法应对外患。裴行俭死前虽然抢回了安西四镇，还摁住了突厥，但死后突厥完全就失控了。打契丹的那次叛乱，武则天三度兴师，主帅分别是武三思、武攸宜和武懿宗，这帮不会打仗的亲戚们，虽然带出来了40多万大军，娄师德和王孝杰还都是对阵吐蕃的名将，但几乎每战必败，王孝杰甚至直接死在了战场上。要不是后突厥偷袭了契丹，东北的叛乱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会闹成啥样。到了李隆基时代依然如此，虽然薛讷能击败在噶尔丹死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吐蕃军，但东北方面薛讷根本打不动人家，还被戏称为“薛婆”。外交的软弱和外战的糟糕战绩，已经开始让北境对长安、洛阳的繁华产生幻想，也因此改革军事制度成为了李隆基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步就是改变临时派遣的大总管不了解当地局势和地形，以及和地方府兵“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得赢，把那四处火起的现状给摁下去。总之一句话，现在要重塑大唐的国威。当年太宗用的府兵之所以所向披靡，是因为大唐一场场立国战都是李世民打的，无论是将还是兵，都是经过一场场血与火的战役拼杀下来的，有着深厚感情。想要战斗力凶悍，就必须要兵识将、将识兵。
士兵在天下大一统彻底安定以后，其实武则天在这个王朝中期时代，应该放宽对边境将领的管控，把军权和训练打包成一个整体，解决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只要控制住财权、留足人质、派出监军，并定期将领轮换，就能很好地完成王朝中期的边防任务。之前府兵制下“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之所以卡得死，是因为从西魏到北周，再到杨隋乃至隋末的64路烟尘中，让将领们的心都野了。太宗那么牛，像侯君集那种和太宗打天下的骁将，心里都有野心。但等天下坐久了，开国勋臣们都死了，后面的将领是没有这个威望和胆子的。王朝中期的主要工作是防范朝廷内部的“司马懿”，边镇将领就没必要管得这么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天下到底是怎么打下来的。
但是老五（武则天）在最该开口子的时候，因为自己篡夺了李唐江山，导致根本不敢信任边疆军队。她担心地方将领有了兵以后，会反对她这个“赝品”。虽然此时边镇将领也不知道怎么打天下，但她怕天下人心念李唐，从而一呼百应。所以老五宁可外战外行，宁可让阿史那默啜一次次对她羞辱与勒索，宁可肆意被压榨，也不想放松对边将的管控。都70好几岁了，她也不想总让人摁着欺负，但没办法，谁让她啥都想要呢？全民互相揭发告密，让大量的民间矛盾自我消化，形不成一个整体来反对她；全军战斗力拉胯，形不成威胁，让她不会被暴力推翻。什么叫顶级的利己魔王？江山那么大，慢慢卖呗，一点点割地赔款呗。她再活几年，大唐变成大宋，那也真不好说，很可能。
等老五和她那有野心的儿媳妇（韦后）都垮台以后，李隆基虽然当时还没有完全把权力抓过来，但已经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给边境放权了，着手将训练和出征的职能合二为一，把行军大总管的权力逐步转移给了各边镇。这个过程很科学，讲究过渡：先派大将以行军大总管的身份到边镇留下来，担任这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统筹防务。这种行军或镇军大总管都自有辖区，有权节度管内的所有驻军，对驻军将领可以军法从事，所以从官衔上多标出了“持节”两个字，名字也慢慢往节度使上过渡。比如景云元年十月时，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等；景云二年四月时，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
此时的节度使还不算正式的地方官，只有都督才是有品级的地方官，比如刚刚提到的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要兼幽州都督，贺拔延嗣要兼凉州都督。随后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这12年中，除了岭南五府经略使之外，著名的天宝十节度中的九个已经全部设置完成，分别是：范阳节度使（原幽州节度使，710年置）、河西节度使（治凉州，711年置）、河东节度使（治太原，712年置）、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712年置）、陇右节度使（治鄯州，724年置）、安西节度使（治龟兹，718年置）、平卢节度使（治营州，719年置）、剑南节度使（治成都，719年置）、朔方节度使（治灵州，721年置）。这九个节度使接过了原先行军大总管的权力，整个边境线的九个军镇布局已经通过节度使的任命形成了。
将领调整完了，接下来是兵的改革。府兵制这种制度最能发挥战斗力的状态，仅存在于疆域还不大的时候。比如当年东西魏对打时，主战场就在河东和洛阳，距离不远，所以府兵闲时能农耕，战时能出征，还能兼顾。一旦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就会繁重。当原来制度上定的轮休时间被打破，大量的边境府兵会被强留，从而形成大量逃兵。
也因此，太宗时代府兵的地位非常高，有战功真提拔，真给阶层跃迁的机会，而且征调并不频繁，也不会无限期滞留。更多的仗，都是太宗让宗室的儿子们为主力去打的。到了武后时代，当兵的地位就不行了。宿卫京城的府兵甚至常会被领导和贵戚们借走当家奴，在外征战的府兵更惨。随着大唐的疆域越来越广，很多府兵出去一次就不知何年何月能回来。出去打一年仗，田地就荒芜了，大量的府兵们失去了土地；战死士兵的抚恤也不到位，有爵位的高级军户不会亲自上阵杀敌，没有爵位的普通军户又很难保住自己的田产不被侵占，等回来发现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大量的府兵家庭的田地也被兼并。
府兵制是以免赋税的土地为基础的，失去了这个基础，大量的府兵开始逃离户口。在府兵制崩盘之外，唐朝的另一个兵员补充制度也濒临破产。
唐前期会在战役之前临时征募兵员，又称募兵、征人等。这部分兵员平时没有固定建制，战时如果需要，由兵部发符，通知地方州县征募选取，以丁多、人才骁勇之人应募。装备由州县负责，不足则自备和亲友资助，口粮由朝廷供给，服役期间免除本身的租庸调和杂役，战事结束解甲归田。听上去像是府兵的翻版，区别就是装备和军粮由朝廷出了，但并没什么明显好处，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应募呢？因为大唐前期有着很多当兵突破阶层、逆天改命的案例，比如著名的薛仁贵，就是李世民出征辽东时应募的士兵。太宗作为天下军人的总代表，对于募兵的军功授勋极其重视。还是参考薛仁贵，真是一仗打下来，一口气从底层火箭蹿升到中上层，树立了大量底层百姓通过战争青云直上的榜样，激励着更多的募兵去为国征战，形成了正循环。
但太宗走了以后，给兵哥哥们撑腰的人就没了。毕竟国家财政就这么多，老五（武则天）得留着养酷吏去搞斗争，得留着修万象神宫，还得留着修比万象神宫更花钱的天堂来装大佛，还得留着大量扩招官员编制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兵哥哥们的待遇，对于老五来讲是最先被舍弃的。不仅突破阶层无望，连军粮吃穿都成问题了。当年太宗用在薛仁贵这种鼓励好男儿为国征战的钱，被老五用在了奖励来俊臣、周兴、索元礼这些酷吏身上。太宗时代想阶层跃迁，要么读书，要么征战，总之是为国贡献；武周时代，想阶层跃迁，要么告密，要么做酷吏。越来越差的待遇和环境，也就没人再愿意响应国家的募兵了。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周边的外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五说到底还是需要兵员来装样子。既然没人自愿募兵了，那领导们就改成了强行征发。这种强行征发的士兵，战斗力不可能高。当一回兵，不仅上升通道没了，还不知道要当多久的兵，就算没战死，等回到家乡以后，通常也失去了土地和资源，根基尽失。但老五对这种募兵效果很满意，因为兵和将不是一条心，不会对她的统治构成威胁。
综上所述，无论是府兵还是募兵，无论是兵员意愿还是训练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这也就意味着，不仅将领制度需要改，兵员制度也得改。大唐前期的“府兵+兵部募兵”的兵源体系，开始往地方募兵制过渡。府兵和兵部募兵都是从全国各地征调，其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兵役时间不确定、上升通道关闭，等仗打完了回去以后都跟没根儿一样。现在从各边镇募兵，本乡守本土，不用再担心万里出征，不用再担心根基被断，也不用再兼顾闲时农耕、战时练武，全部是职业军人，领工资。虽然上限还是没能改观，但是下限毕竟有了保障。
开元八年八月时，李隆基下诏，由幽州刺史募兵2万作为地方常备兵，不得征调他们负担租庸调等杂役，全部免除。紧接着中央禁军自己也开始试点了，开元十一年，在宰相张说的建议下，招募壮丁充任禁兵，募兵不再负担徭役，并指定给予优厚的政策，所以有大量的流民出来应募，仅仅十天就得兵13万，分别隶属于诸卫，兵民分离也就此开始铺开。
除了姚崇、宋璟二相之外，开元前期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宰相张说，帮李隆基完成了相当重要的改革。李隆基继位以后，张说本来因功拜相，但是斗争水平不够，被姚崇挤兑走了。不过走得也挺好，老张去边境转了一大圈。
开元六年，张说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张说往西面调任检校并州大都督、天兵军大使，代理御史大夫，同时在军中修撰国史；开元八年，朔方大使王晙诛杀突厥降户阿布思等千余人，使得并州、大同、恒、朔等军的九姓铁勒、拔野古等部落皆心怀畏惧，张说只率20人前往安抚各部，晚上还住在人家的帐中，因此安定了诸部之心；开元九年，突厥降将康待宾反叛，自称叶护，攻陷兰池六州，张说率兵讨伐，大破康待宾，乘胜追击时，跟着一块叛乱的党项部落一看唐军势大，反戈一击灭了叛军，张说安抚党项部落，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领地，并奏请设置麟州安顿党项；一次次的功绩之后，张说凭实力再次拜相，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旧修撰国史；开元十年，张说任朔方节度大使，巡视边防，补修城防、处置兵马，平定了康待宾的余党，随后迁徙六州残胡5万余口，分配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
从幽州到朔方，整个北境走了一遍以后，张说以“实无强寇，不假重兵”为由，奏请裁军20万，让屯军回乡务农，一口气裁军三分之一。李隆基对此比较犹豫，但张说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事，大量的兵员现在都成了军将的私营杂役，遇敌制胜不在兵多。陛下若以为夷狄为患，臣以阖门百口担保，以陛下之名威，夷狄必不虑减兵而招寇。”张说用自己的担当，一口气又给李隆基减轻了20万边军的财政负担。
开元十一年，张说又主导了前面说的京师府兵改革等，募兵的试点越来越多，发现地方这种募兵制度的战斗力提高相当显著。第一，本乡守本土，这很符合人性，人都是愿意保卫自己家乡的，你让铁岭人去吐鲁番为大唐而战，这种意义就很缥缈；第二，不用再考虑生产的事儿了，完完全全专职训练，训练会有保障，战友们之间也熟悉，和将领的感情也能升温，之前军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也就此得到了改变；士兵们不用来回轮替了，将领们也不用频繁调换了，这就保证了军事训练的专业化和持续化。因此士兵的士气高涨，军事素质提高，这就使得地方边境的战斗力开始攀升。
等到了开元二十五年五月，李隆基下诏颁布了“命诸道节度使募取丁壮”的诏令，进行了制度化的官宣。首先，每个边镇的兵员数额是需要政事堂批准的，而且诏令要求节度使在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目标是在异族与流民中招募，原有的国家户口是不能动的。
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就业和不安定因素，使得逃亡之人争相出来应募，还将日渐枯竭的兵源问题解决了，总体来说还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所以“人赖其利，中外乂安”。也不用再搞之前那种全国性兵源的大调动了，之前国家每年征发大量的募兵，迁徙到边镇，严重损耗了社会劳动力，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士兵变为职业兵以后，长期固守一境，本乡人守本土，不会被外族人欺负、被外地人偷袭，国家不需要征发大量百姓去戍边，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不用经历兵役轮替之苦，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促进了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安定。关中和洛阳则由募兵组成的禁军保卫朝廷，整个国家就预留一些类似“片儿警”的力量维护治安就行了，边境自己募兵提高战斗力，这样从成本和产出上是最优解。
最明显的就是自从节度使开始确立募兵制并试点以后，之前一直吃败仗的东北战局局面开始改观。东北战区逐渐收复了之前被奚族和契丹拿走的营州，并以此为基础分设了平卢节度使，一步步开始减少奚族、契丹对内地的威胁。开元二十年，唐军大破契丹，俘虏甚众，契丹首领仓皇逃跑，奚族乱兵投降；开元二十一年，李隆基调来一支对战吐蕃的名将张守珪，镇守幽州，任命他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不久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仅仅一年以后，契丹就被张守珪率领的幽州军大败，其首领屈烈和可突干更是被张守珪用计除掉，首级传送到东都洛阳。变化真是太快了，开元初年，张说在《论幽州边事表》中还说“臣熟问幽州兵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苍凉，全无固备”，不到20年，幽州凭借自己的实力已经能够摁住契丹和奚族了。准确地说，从此时开始，直到唐末，东北军区就没再让契丹嚣张起来，幽州一镇把东北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眼瞅边患快要危及统治的时候，先解决“活下来”的问题，李隆基的“节度使+地方募兵”制度，行之有效地解决了武则天时代国防濒临崩溃的问题，但是也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意味着节度使正式有了募兵之权，慢慢兵和将的感情会过于深厚；第二，除了边镇和朝廷禁军之外，整个国家几乎没有其他武装力量，只有一些维护治安的“片儿警”，因为府兵制度已经彻底崩盘并被放弃了；第三，埋下了权力失控的隐患。这仨问题不假，但眼下这些都不算事儿，先救命吧，隐患什么的都是后话，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李隆基接班之后，本可以用渐进的、更加科学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甚至彻底把外族人逐渐真正大唐化，但他没有那个条件，毕竟他接的是一个烂摊子，资源总是有限的，物美价廉才是现实的选择，花一份钱要达到多重效果。
想落实地方募兵，就得解决军费膨胀的问题。之前府兵制最大的优势是省钱，因为装备、口粮等都由府兵自理。现在边镇都改为职业军人以后，开元中期军费是200万，到天宝年间猛增至1200万，而且不能啥事都指望中央转移支付，那时候金融不发达，不是电脑敲个数钱就能到账的。地方上募兵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得有钱，史论上说“节度使得以军事专杀，行则息捷，府库六叠，外任之重莫比焉”，重点体现在了军事上。实际上节度使掌握征兵权之后，财权就是下一步朝廷必须要放开的口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权去进行招募、发工资、保障衣食、进行赏罚，士兵的战斗力提高就属于天方夜谭。
还是以东北战区举例，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李尚隐兼任了河北支度营田使；开元二十七年十二月，节度使李适之又加任河北海运使；天宝元年十月，任命裴宽为范阳节度使，兼任经略、河北支度、河北海运使以后，节度使兼领财权遂成为定额。不过即便地方上的节度使开始变成了一个个军权加财权的统一体，实际上风险还是可控的，因为李隆基设立了监察制度，后面我们马上就要说到李隆基的家奴问题了，他派出的宦官监军的权势，可比节度使高多了。安禄山最终闹出大乱，是由很多其他因素促成的。整个节度使的诞生土壤与发展历程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钱这个问题成为了李隆基为了解决国防问题，从他登基的第一天起就极其关键的刚需。他没腐化、没堕落之前，就已经对钱无比看重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玄宗一朝一步步地由贤相时代往聚敛时代过渡。历史是一步步演化的，李隆基对钱的欲望如此，对他的家奴情感也是如此。
宋璟罢相之后，京兆尹源乾曜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入阁。跟着源乾曜一块登上历史舞台的，是玄宗朝的宇文融。宇文融是隋代宰相宇文杰之孙，天生有才干。源乾曜为京兆尹时看上了这孩子，后来拜相以后将其提拔。开元九年，宇文融上书进言，说天下户口逃逸太多，弄虚作假现象严重，希望启动户口普查。宰相源乾曜赏识宇文融的才能，随后推动了这件事。二月初八，李隆基敕令有关部门研究普查流民户口的办法，最终方案确定如下：各州县逃亡的户口，允许在百日内自主申报，或编入现住地的户籍，或发文书回原籍贯地申报户口；过期不报者，查出来一律发配边地安置；官民有藏匿户口的，也照此法处置。
宇文融作为此次查户口运动的大使，专门负责抓捕逃逸户口及藏匿的黑田，查处弄虚作假者。这项工作搞得卓有成效，宇文融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后又奏请设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派遣御史分别巡行天下。新编入户籍的户口免除六年租调，但需要每丁一次性缴纳1500文钱，就当是上户口的手续费了。一般来讲，在古代皇帝专门往下交办一件事、设定指标的时候，这事儿往往就会做得有些过头。这帮使者到了地方就各种严苛执法，各地州县也本着不得罪领导、要完成指标的心理去盘剥百姓。杨玚、皇甫憬上书反映这个现状，结果被一心搞钱的李隆基贬官。各地州县也开始数据造假，甚至把本来的户口数当作新增户口往上报。
总之这次运动全国增加户口80余万，新增土地也大致相当，到了年底，新增了数百万缗的税收，宇文融把这部分收入都纳入了李隆基的小金库，由此龙心大悦。每个王朝中期都会出现户口藏匿的问题，古代查户口本就容易出现民生问题，这其实很难评价所谓的对错，但是新增收入没入国库而是入了皇宫内库，这事儿开了个非常坏的头，三郎（李隆基）的欲望也逐渐被激发起来了。准确地说，传统意义上的好皇帝李隆基也就当了10年。
开元十二年闰十二月，李隆基通知全国，明年十一月十日封禅于泰山。皇位刚稳当了几年，他就飘了。开元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车驾从东都洛阳出发，每次休息时，数十里路上人畜遮蔽原野，后勤队伍绵延数百里不绝。封禅对国家的消耗不可能小，且不说那数百里队伍的人吃马喂，更要对少数民族酋长给予物资馈赠，对百官皇亲进行封爵赏赐，这都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封禅是皇帝的大功绩，所以百官也得得到重赏，毕竟“这工作都是同志们干出来的”。封禅之后，自三公以下官员均官升一级。这次封禅是在宰相张说的力荐之下推行的，张说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给自己的亲信安排为能跟李隆基上山的工作人员，这些官员一口气都被提到了五品，这其中包括了张说的姑爷郑镒。后来李隆基有一天看到郑镒穿着五品的红色朝服，疑惑地问：“你怎么升得这么快呀？”郑镒比较尴尬，旁边李隆基的戏子黄幡绰调侃道：“此泰山之力也。”今天我们有的地方管岳父叫“泰山大人”，来源就是这次封禅。
刚封完禅，李隆基又极度渴望军功，准备攻打不听话的吐蕃，但张说建议道：“吐蕃无礼，确实应该平定，但如今已经连续兴兵十余年了，甘、凉等州不堪其弊，虽能取胜，但得不偿失，成本上一直是失血状态。听闻其悔过求和，咱还是同意吧，以缓和边境的压力。”这在李隆基看来很不开心：“你之前撺掇我封禅，现在又阻拦我用兵？”李隆基说：“等我和河西节度使王君毚讨论一下。”张说退下以后，对源乾曜说：“王君毚勇而无谋，常心存侥幸邀功，如果两国和亲，他就没机会立功了，我说的肯定没戏了。”等王君毚入朝以后，果然恳请李隆基发兵。王君毚倒是将吐蕃大将悉诺逻打了个大败，但是不久，王君毚就被之前有矛盾的回纥部落伏击杀死，河西、陇右震动。
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萧嵩上任以后，先分析局势，发现没必要硬打，其实使出了武周时代斩杀论钦陵的计策。鉴于吐蕃大将悉诺逻的威名很盛，萧嵩使出反间计，散布谣言说悉诺逻与大唐勾结，吐蕃赞普召回悉诺逻并诛杀了他，吐蕃也就此在玄宗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开元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攻克了吐蕃的石堡城（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石城山）。这个石堡城是吐蕃的重要据点，是吐蕃入侵唐境的咽喉。石堡城到手之后，大唐的陇右防区与河西防区的压力就减轻了一大块。此战之后，河西、陇右诸军趁机扩张疆域千余里。石堡城的丢失，使得吐蕃在开元十八年认怂求和亲了。战略安全打出来了，李隆基也终于决定缓和西北战事，命皇甫惟明与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吐蕃赞普大喜，把贞观以来的大唐敕书都拿出来了，表示友谊源远流长。
十月，吐蕃赞普派大臣论名悉猎随皇甫惟明入朝进贡，并上表说：“您的吐蕃外甥，咱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呐！之前是边将张玄表等首先带兵侵犯掠夺，咱们的关系才越走越远。外甥深深懂得什么是尊贵卑贱，怎么敢做出失礼的事儿呢？由于边将挑拨，我这才得罪了我敬爱的舅舅大人。我屡次派使者入朝，想说明真情都被边疆将领阻挡了。如今承蒙您派使臣来探望公主和外甥，我太高兴了！我这一届政府要是能修复和舅舅您的关系，我死而无憾呐！”
吐蕃就此重新臣服，李隆基的这次扬眉吐气其实相当偶然，因为那个咽喉重镇石堡城，不是那么好拿下来的。当然他的愿景是好的，为了拓展战略空间，毕其功于一役，打石堡城也是李隆基的顶层决策。但是这么一座重城，李祎到任以后决定带兵去打时，将士们都不愿意。十年以后，石堡城又丢了，身兼四镇节度使的一代名将王忠嗣，也被李隆基要求去打石堡城，但是王忠嗣说：“这城三面绝险，只有一条路可上，真要打下来得死数万人，我不能拿兄弟们的脑袋去铺自己的晋升之路。”李隆基震怒，王忠嗣随后被贬官，不久后暴病而死。接替他的哥舒翰不敢不拼死攻打，最终确实也打下来了，但是6万3千将士死了数万，才惨胜，几乎是拼光了兵力才把这个据点夺回来的。其实这次攻打石堡城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李祎喊了一堆口号，表示“领导要求了，为臣不能怕艰险，大不了就死在战场上”。最终是李祎的运气真的好，偷袭力战之后，拿下了这个原本小概率才能夺回来的重镇。
并非是说这仗不该打，而是说打这仗的代价，其实当时的大唐承受不住。刚刚封禅完，西北战区又已经连续征战了十多年，如果因为打这座要塞要死伤数万人，甚至最后还没能拿下，那短时间内西北的防线就会崩溃，抚恤金是问题，重新招兵形成战斗力更是问题。节度使加地方募兵的成效已经显现出来了，大唐的武德又开始澎湃了，但国家目前承受不住攻打石堡城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更深一层的危机在于，李隆基一步一步走得太顺了，他独掌乾坤之后，没有一次不是心想事成的，这种幻象最终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极乐幻境”。人在无限的欲望放纵下，都会变的，三郎如此，其实所有人都是如此。
比如李隆基的家奴爱将王毛仲，在被他宠信20年以后，终于把自己作死了。王毛仲本是高句丽人，其父游击将军王求娄犯事，全家被贬为官奴。王毛仲从小就被分配到李隆基身边做家奴，他聪明有悟性，李隆基为临淄王时，便常服侍左右，视为贴身保镖。等李隆基回到长安以后，开始结交万骑中的军官，王毛仲更是相当明白李隆基的意图，对军官们也相当客气恭谨。李隆基觉得这个奴才将来能干点大事，开始培养他。但是李隆基很快发现看走眼了，这个机灵鬼儿在关键时刻没敢挺身而出，直到大局已定的几天以后，王毛仲才冒头。但李隆基也没怪罪，依旧破格提拔他为将军。由此也能看出来，立场已经明确的奴才，即便有能力问题，皇帝也舍不得扔掉。
王毛仲后来也确实有点本事，奉公正直，不畏权贵，两营万骑、功臣勋旧、官吏都惧怕他的威严。他不仅有将军之威，负责养马的工作成效也颇为显著，所谓“苑中厩马皆肥壮，牧监官吏皆获封赏”。在平定韦氏之乱时，王毛仲没再退缩，靠着威望突袭斩首，控制了北军，因公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晋封霍国公，食邑500户。当初隋末大乱时，隋朝官马都被各地的起义军抢走了，大唐开国之初，只在赤岸泽得到3000匹马，最后太仆张万岁在陇右靠这些种子搞起了马匹繁殖，到了麟德年间，官马数量达到了70多万匹，共分设八坊四十八监。当时的市场价，一匹细绢就可以买到一匹马。等武则天掌权以后，官马数量大幅减少，李隆基接班时，官马仅仅还剩下24万匹，这可不行，此时整条边防线都很脆弱，各条战线都急需马匹。
李隆基还是派了王毛仲去解决这个问题，王毛仲到任以后，就解决了官马草料的盗窃问题，准确地说，是解决了官马养殖的黑产业链问题。到了开元十三年的时候，官马数量就已经上涨到了43万匹。战马数量上升之后，更直观的体现就是开元初期的一系列战争，大唐开始打得越来越顺利了。后来突厥衰落以后，李隆基在朔方展开互市，大量购进马匹，与官马进行杂交，展开优生优育，提升战马的质量。
对于这个能干的家奴，李隆基给的赏赐极其丰厚，前后赐给的庄宅、奴婢、驮马、钱帛不可胜计。开元的前15年，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李隆基仅仅给了四个人，分别是皇后之父姚崇、两位宰相（姚崇、宋璟）和王毛仲，还派张说写过颂文，以赞美和肯定王毛仲的功绩。李隆基对于自己的家奴、自己人，待遇给得极高，甚至宠得有点过分。举一个王毛仲家闺女出嫁的例子，李隆基问他：“你还缺啥呀？”王毛仲说：“缺嘉宾。”李隆基问张说、源乾曜：“这帮人你请不到吗？”王毛仲说：“这都没问题，就是有一个人不给我面子，肯定是宋璟。”李隆基说：“我知道了，明儿我帮你办这事儿。”三郎（李隆基）对王毛仲的宠信，简直赶上雍正宠年羹尧了。
这种级别的恩宠也开始给王毛仲惯出毛病，他日渐骄纵，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等人，都靠着王毛仲的权势多行不法，甚至王毛仲开始直接找主子要兵部尚书的官职。李隆基没搭理，但王毛仲居然敢表示不满。尤其是中下层军官，跟着王毛仲恃宠而骄，忘了自己的身份。这群帮着李隆基上位的军官，由于自身的见识和学识问题，确实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政局混乱、旗帜众多的时候，他们确实有利用价值，如今天下太平那么久了，他们还有啥投机的资格？真以为自己拥有了权力？
对于这群不识好歹的“有家之奴”，李隆基不是没有后手，他还有“无家之奴”（宦官）可以选择。当年太宗时代专门定下制度，宦官不得担任三品以上官职。后来老五（武则天）接班以后，也不待见太监，宦官势力一直发展不起来。到了李显时代，宦官开始扩大编制，达到3000多人，七品以上的有千余人，此时五品的宦官还是少数。等到了李隆基这里，他很早就明白了，信谁都不如信自己的家奴，尤其是没有家室的太监们。宦官中只要他觉得这人好使、是个人才，他甚至会授予三品级别的左右监门将军。监门将军的职责如下：掌宫禁门籍之法，凡进出宫殿者皆有凭证，左将军负责审核进入，右将军负责审核外出；若皇帝出行，则依卤簿之法，率领下属在衙门之下坚守；中郎将则掌管各宫门，检查出入人员。
李隆基很早就已经将宦官纳入到禁军体系了。李隆基对于家奴们其实是一碗水端平的，他惯着王毛仲，也惯着自己的宦官。他常往各地派的特使，基本上都是宦官担任的，沿路经过的各州官员们都竭力奉承，各种送礼，长安附近的田园三分之一都在宦官的手中。最受宠的杨思勖和高力士分掌内外，杨思勖多次率兵出征，是玄宗朝早期堪称最拉风的将军；在宫中则由高力士负责侍卫安保。
对于王毛仲的骄横，其实掌管人事工作的吏部侍郎齐澣曾经对李隆基提示过。当时王毛仲已经与龙武将军葛福顺结为姻亲，过去的北门将官走王毛仲的关系，纷纷得到提拔，慢慢北门禁军已经有了成为王毛仲私兵的趋势。齐澣说：“葛福顺掌握兵权，又与王毛仲结为姻亲，小人宠极则生奸，若不早做打算，恐为后患，希望陛下三思。况且委以重任，何必非得选王毛仲？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宦官，便于禁军驱使。臣虽说了不该说的，但也是出于一片忠心。臣闻‘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希望圣上您自己考虑，就别跟别人念叨了。”李隆基道：“你的忠义我知道了，现在还没到时候。”
齐澣说的这位高力士，本名冯元一。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因岭南流人谋反，年幼的冯元一被阉割以后，由岭南讨击使李千里送到了宫里。武则天看到这孩子觉得挺机灵，再加上长得比较周正，让他侍奉左右，但不久因为一次小过错，被武则天鞭打后赶出宫去。这就是武则天的PUA大法，跟她对上官婉儿一样，想用你之前先得摧毁你的灵魂，得走一波家奴的驯化流程。
被赶出来以后，宦官高延福看到这孩子不错，收为养子，就此改名高力士。因为高延福出自武三思家，所以高力士也常常往来于武三思的宅邸。之所以说这是武则天的PUA，是因为高力士这个“养父”生性极其谨慎，所以能在宫中侍奉四朝，历任七职，以恭敬肃谨、端庄俊美、严谨谦逊著称，在朝中颇有美名。这个有着武三思背景的聪明人，若不是看准了领导的用意，是不可能认下这个儿子的。高力士也在他这位“再造爹娘”这里，悟明白了一个宦官最重要的定位：忠心谨慎。作为没有退路和后代的宦官，一生的荣辱都是和主子绑在一起的，一定要忠心、要谨慎、眼要活、嘴要严，才能成为主子的左右手。
一年多以后，高力士被武则天再次调入宫中，这次回来以后，高力士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谨慎保密，专门帮领导传递诏命。武则天这套“先虐后用”的PUA大法，这辈子使得炉火纯青，她收服上官婉儿、培养高力士都是这个意思：先摧毁你，当一个人反复经历无法逃脱的痛苦或者恐惧之后，即便后来真的出现了逃脱的机会，他也可能选择放弃尝试，变得被动和顺从。随后呢，武则天再给你点甜头，让你产生认知失调：“诶，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坏”“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啊”“是不是他有苦衷啊”。当间歇性奖励和惩罚交替出现在权力不平衡的关系之中，就能形成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受害者可能将避免进一步伤害的希望寄托于加害者的“善意”上（带引号）。时间长了就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武则天也就就此完成了驯化。
武家的根基被铲除干净以后，失去了依靠的高力士，在景龙中期看准了李隆基，在他还在酝酿夺权的时候就抱上了大腿。所谓“景隆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唐隆之变之后，高力士开始成为了李隆基的左右手，他甚至亲自下场带队参与兵变，因公破格提拔为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初年又被赋予禁军权限，加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
由于同属家奴群体，本来宦官们就嫉妒王毛仲的恩宠，结果王毛仲自己还狂得没边，甚至像高力士这个级别的宦官，王毛仲都不当回事，对于低品级的宦官，更是像对待仆从一样随意羞辱。最终在开元十八年，高力士终于找到了除掉王毛仲的机会。这一年王毛仲生了孩子，李隆基派高力士送去了一堆礼物，甚至授予他儿子五品官衔。高力士回来以后，李隆基问：“那小子高兴吗？”高力士道：“王毛仲抱着他儿子对我说：‘我这儿子怎么就做不了个三品官呢？’”这一下子李隆基就急眼了，怒道：“铲除韦氏伪党时，这小子就心怀二心，朕宽宏大量，不想提这事，他今天竟敢用刚出生的小崽子来指责我！真是给脸不要脸！”高力士随后补刀道：“北门禁军那群家奴，如今给的官太高了，他们相互勾结，将来会出事的，不如早做处置。”
开元十九年正月十三日，趁着年还没过完，李隆基突然下旨，称王毛仲对他不忠且有怨恨情绪，降职调离京城；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等人都被降职，贬为远州别驾；王毛仲的四个儿子均降职为边州参军，受牵连者数十人。王毛仲走到永州时，被李隆基赐死。在绝对的皇权之下，皇帝清洗一批禁军将军，其实并不难。至此，李隆基也修补了自己统治的最后一个隐患漏洞，禁军开始被李隆基交给宦官和极其忠诚谨慎的军官分掌，宦官也由此开启了有唐以来的全盛时代。
李隆基手下的太监权贵如云，杨思勖直接率军讨伐李景仁、林昭尹，奉命出使宣达，还掌管凤翔书院，居于孙六、韩庄等地；杨八、牛仙童、边令诚等人分别担任殿头供奉、监军、入藩教坊等职，皆被委以重任。这帮宦官做监军时，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地方时，令各郡官员惶恐不安，担心官位不保，宦官们则趁机大肆敛财，不发一笔大财绝不罢休。
在这一大群权势宦官之中，最核心的还是那位高力士，“天下之事，皆决于力士”。他之所以有这个权势，是因为李隆基开始懒政了。每次四方进奏的文表，必先传给高力士，有小事，高力士就直接裁决了，大事才会禀报给李隆基。李隆基更是表态：“有高力士在身边，我才能睡得踏实。”其实高力士手中最值钱的不是“小事便决之”的权力，而是“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的特权，他决定着奏表的审批时间和李隆基是否批准的成功率。一份文件给你压几天，对你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一件事，他在旁边说几句好话或坏话，对你来说就是天堂到地狱的区别。整个玄宗朝中后期，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人物，比如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等，无一不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对于高力士，太子得喊“二兄”，公主都得喊“阿翁”，权贵们都得喊“爷”。
不过甭看这么大的权势，高力士牢牢谨记自己在李隆基身边当奴才的定位，一辈子谨慎小心，一切以李隆基的喜怒为判断标准。只要领导皱眉头，即便要办的人是他的至亲至爱，他也会袖手旁观，不说一句话。
宦官担任秘书、做安保队长，虽然避免了被外朝宰相或皇子所利用，避免了类似神龙政变（大臣利用禁军）、景龙政变（太子利用禁军）、唐隆政变（藩王利用禁军）的事件再次发生，确实对稳定中枢政局、遏制政变的朝政惯性起到了作用，但是却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太监这个群体对主子的讨好是没有上限的，因为他们的所有权势都来源于此；太监这个群体也不需要对百姓、对官员、对国家负责，因为他们的命运只和主子绑定。李隆基一步一步给自己搭建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极乐幻境，所有传到耳中的消息都是正确的、伟大的，都是他想啥来啥的。在这个导向下，他遇到了那个对他谄媚歌颂、顺从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宰相李林甫，整个中国史的拐点，即将在这对君臣的相互迎合中开启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