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资治通鉴》作为《史记》之后最著名的史书，其实不算正史，不在二十四史之列。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正史最重要的标准有两条，第一条最好是官修，史书由朝廷组织修订；第二条必须是纪传体史书。事实上，是否为官修史书其实没那么重要，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他个人在皇帝许可后写下的私修史书，但也位列二十四史，而且属于良史。《资治通鉴》和《三国志》一样，也是皇帝允许的私修史书，私修并不是它没能进入二十四史的主要原因。
《资治通鉴》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本书不是纪传体，而是编年体。纪传体和编年体有什么区别呢？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叙事主体，记录这个人哪一年做了哪些事；编年体就是先确定年份，再搜罗这一年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最后作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删史料，让事件之间形成因果关系。那么纪传体史书一定就比编年体史书更受认可吗？还真是。
纪传体的写作手法要求作者写每一个人物时，必须站在传主的立场思考问题，在这个人的传记里，传主是绝对的主角。即便贵为皇帝，在反贼或刺客的篇章里也只能当配角。纪传体的叙述模式决定了作者为保证传主故事逻辑前后一致，会尽可能保持公正客观，但不同传主之间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可能截然相反。
比如我们曾经分析过的夏侯渊之死，《夏侯渊传》说夏侯渊指挥没问题，阵亡是因为张郃带不动拖了后腿；而《张郃传》里则说夏侯渊的死纯属意外，既不是自己的问题，也和张郃无关。这种看似矛盾的记录其实是纪传体的优点，它最大程度保留了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让后人能在字里行间挖掘真相。
相比之下，编年体史书很难多角度还原历史，每年发生的事很多，不同事件间逻辑关系也未必清晰，这就给了史书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甚至很多时候作者会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扭曲事实、倒因为果。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写商鞅变法时称“秦人不悦”，但《史记·商君列传》原本描写的是商鞅担心天下人不接受变法，并非事实如此。
《史记·商君列传》明确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而这句话在《资治通鉴》中被司马光删去了，这样的改动显然是有意为之。用现代人的标准看，或许会觉得司马光是在篡改史料，但这么想其实误会他了，还原历史真相并不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司马光对历史事实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他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说白了就是想通过这本书给皇帝上课，教皇帝如何统御万民。在给统治者上课这件事上，司马光和孔子的追求高度一致。和后来不同，西周时期的史官地位非常高，也十分有骨气。
《左传》记载，齐国的齐庄公趁大臣崔杼不在家，到他家与崔杼妻子私通，还拿崔杼的帽子赏给别的臣子，这种公开羞辱让崔杼十分愤怒，于是崔杼装病把齐庄公骗到家中杀掉。齐国史官听说后，在史书上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
以现代人视角看，崔杼杀了荒淫无道的昏君情有可原，算是为国除害，但在西周时期，这是大逆不道、有违礼法的行为。崔杼觉得委屈，认为史官这样记录对自己不公平，便逼迫史官改掉这句话，否则就取其性命，史官不肯改，第一任史官因此被崔杼杀死。
第一任史官去世后，其二弟接任，崔杼再次逼迫他修改，二弟依旧不听，也被杀害；随后三弟上任，崔杼继续逼迫，没想到三弟和两个哥哥一样宁死不改，打算以死护史，而三弟的后辈已经在门外等候，也准备以死护史。崔杼见齐国史官个个刚直，杀下去也不是办法，只得作罢，任由史官记录历史真相。
后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称赞齐国史官“天地有正气”，从《左传》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西周史官过人的胆识，才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历史真相供后人探索研究。但这种追求真相的风气，很快被孔子改变了。孔子生于他自认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觉得史书中传递的价值观远比事实更重要。
为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史官写作史书时必须有选择性记录，不能全盘记录，对相关历史人物也可在评价时美化或丑化，以此最大程度维护政权利益和社会稳定。在这套理念下，孔子编撰了《春秋》，创造了我们所说的春秋笔法。
孔子通过选择史料，把评价历史人物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史书作者手里，而作者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此后人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明朝人陈弘绪评价《春秋》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孔子通过书中历史故事重新定义善恶是非，这就是《春秋》的威力。
虽然《春秋》一定程度约束了乱臣贼子，但统治者也意识到，既然史官能罔顾事实评价自己，控制史官就能掌握话语权，于是史书创作原则逐渐变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尊崇的人多记贡献、少提甚至隐瞒过失，对贤能的人多记好事、隐瞒过错，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后世历朝历代的史官。
所以毛主席才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那就是形而上学。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每个历史人物至少能在自己传记里当主角，但其含金量尚且如此，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对史实的还原度自然可想而知。
那《资治通鉴》还有必要读吗？当然有，阅读它不必过度纠结事件真假，因为它本就是帝王的教科书和故事书，核心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我们读它，更多是看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写。据说毛主席一生读了17遍《资治通鉴》，王应麟、胡三省、顾炎武、曾国藩、梁启超、胡适、钱穆、陈寅恪、张居正等古今重要人物，都会反复阅读，从中学习治世之道和为人处世的学问。
《资治通鉴》第一篇第一句话原文是：“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意思是周朝天子威烈王在二十三年戊寅年，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三人共同瓜分宗主国晋国，建立赵、魏、韩三国，后被天子封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司马光在史料下面加了长达1259字的评论。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看懂了其中深意，他批注说，魏斯的祖先是周文王姬昌第十五子，赵籍的祖先是为周穆王驾车的颜姓车夫，韩虔的祖先是周武王后代，赵、魏、韩三家世代都是晋国大夫，本是周王室陪臣，没资格当诸侯。
胡三省认为，赵、魏、韩身为晋国大夫，窃取权力、凌虐君主、分割祖国，这种行为按王法理应惩处，可周天子威烈王非但不惩治，还任命他们为诸侯，这是在奖励犯上作乱的臣子。《资治通鉴》从这一句开始，就是在告诫皇帝，当天子要有骨气。
司马光在批注中认真阐述了天子的职责：“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礼是天子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分是君臣有别，名是区分公侯、卿、大夫等职位。天子能统治四海百姓，靠的就是礼法制约，即便臣子有超凡力量与智慧，也要为天子效劳，这就是礼法作为纲纪的作用。
所以天子统帅三公，三公统帅诸侯，诸侯统帅卿大夫，卿大夫统帅士人和百姓，高贵者统治低贱者，低贱者服从高贵者，上位者使唤下位者，如同人心支配手脚、树根控制枝叶；下位者尊奉上位者，如同手脚保护心腹、枝叶庇护树根，只有这样上下相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司马光的长篇大论核心是，天子不该屈服于暴力，威烈王不该分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他们只是晋国大夫，没资格当诸侯。天子因畏惧他们的势力，给犯上作乱的贼臣封侯，这才是后来天下大乱的根源，所以司马光痛心疾首地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君臣之礼被破坏后，天下诸侯便凭借智慧与力量相互争雄称霸，古代圣贤后代的诸侯国纷纷灭亡，圣贤后代几乎被消灭殆尽，实在令人悲哀。从司马光的批语中，我们能看到大一统王朝的集权手段，也得以一窥儒家治国理念，司马光的主要身份是儒家政治家，而非历史学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的自我介绍是：“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他一生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是四朝元老，宋哲宗时期担任宰相，位极人臣。
这样一位重要政治家，为何耗费巨大精力编撰史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触动诸多旧势力利益，社会也因新法出现动荡，在王安石看来，动荡是有活力的征兆。司马光作为王安石的头号政敌，不但反对变法，更反对一切变革，“祖宗之法不可变”说的就是他。
王安石上台后，司马光耗时15年编撰《资治通鉴》，通过编写这部书，拉拢大批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为日后执政做政治铺垫，这就是《资治通鉴》编写的大背景。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除了为后续评论铺垫，还有特殊寓意。
公元403年是戊寅年，戊土居乙木之上，木克土，如同这一年以下犯上的分封事件，儒家讲究天人感应，司马光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写，或许也有这层暗示。另外，孔子编撰的《春秋》结束于公元前481年，这一年有不祥之兆，孔子因此停笔。
一千多年后，司马光用春秋笔法续写《春秋》，但他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写，与《春秋》停笔的公元前481年之间，有78年的空白期。公元前481年孔子停笔时，齐国田氏正预谋篡位，礼崩乐坏的时代仍在加速；公元前479年，孔子停笔两年后去世；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北上称霸；公元前453年，晋国形成三家分晋局面，名存实亡；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50年后，周威烈王正式册封赵、魏、韩为合法诸侯。
从历史事实看，周威烈王册封只是把三家分晋的结果在礼法上确定下来，但司马光坚持认为，只要周天子不册封，赵、魏、韩再强大也只是乱臣贼子。他批注道：“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这段话看似批评晋大夫，实则暗讽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导致先王之礼被破坏。司马光文笔精妙，开篇这句话背后的笔力与隐喻，令人赞叹。讲完这句话的含义后，司马光接着讲述晋国被三家瓜分的故事，先从他的视角看道理，再对照历史事实看他的改动，不过讲三家分晋前，需要先铺垫背景知识。
周王朝并非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春秋时期天下主要诸侯国分为五等，按周天子分封的公、侯、伯、子、男五类爵位划分等级：一等公爵国代表是宋国、虞国、虢国；二等侯爵国代表是齐国、鲁国、晋国；三等伯爵国代表是秦国、燕国；四等子爵国代表是吴国、越国、楚国；五等男爵国代表是许国。
春秋初期有一百多个封国，国家等级越高，距离周天子统治中心越近，等级越低则越偏远。后来的战国七雄，多是二等、三等诸侯国，称霸一时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只是末流四等国，而高贵的一等公爵国如宋国、虞国、虢国，在史书中多成了笑料。
西周时期，中原很多地方尚未开发，“封土建国”就是天子在地图上划区域给国君，承认其建国合法性，国君带人开发并与周王室共享成果、定时上贡。一等、二等国家得到富庶土地，有人口和城市；四、五等国家得到偏远蛮荒之地，如今这些蛮荒之地已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赵、魏、韩三家分晋，分的是二等诸侯国晋国，其国土涵盖今山西、河南、河北、陕西一带，面积庞大，是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土地人口极为繁荣。晋国能远超其他国家，是因为晋文公重耳打破传统宗法制，不再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还打压传统贵族，赏赐有军功者封地。
这种统治方式极大激发了晋国的活力，让晋国领土和人口快速扩张，但也为晋国灭亡埋下隐患。在春秋时期，让有才能的人跨越阶层，是孔子和司马光严厉抨击的行为，儒家认为这会加剧竞争、造成社会不稳定，唯才是举会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
由于晋国有任人唯贤的传统，从晋文公开始，晋国由实力强大的六卿掌控朝堂，六卿各有独立的土地、人口和军队，分别是智氏、赵氏、魏氏、韩氏、范氏、中行氏。到晋定公时期，六卿互相兼并，范氏、中行氏被灭，只剩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四卿把控朝堂，架空晋国国君。
铺垫完背景，来看司马光讲述的故事：当初智氏家族族长准备立智瑶为继承人，族长认为智瑶高大英俊、骑射精湛，擅长辩论、文采出众，还勇猛果敢，是家族领袖的好苗子，但族人反对，认为智瑶虽才干出众，却毫无仁德。
族人说，若立智瑶为继承人，他会用强大能力欺凌他人，必定招致其他家族反对，智氏宗族定会灭亡。族长不听，执意立智瑶为继承人。后来智瑶果然仗势欺人，被赵、魏、韩三家联手打败，智氏宗族惨遭屠灭，晋国最终被三家瓜分，最强大的智家一无所获。
司马光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核心是，智瑶失败是因为“才胜德”。德才兼备是圣人，无德无才是愚人，德胜过才是君子，才胜过德是小人。选用人才时，若找不到圣人、君子，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因为君子有才能行善，小人有才会作恶。
愚人想作恶却智慧、气力不足，如同小狗扑人，人能制服；小人用阴谋诡计作恶、凭力量逞凶，就如恶虎生翼，危害极大。在司马光看来，智瑶才胜于德，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小人败亡理所应当。
但抛开司马光的评价，历史上的智瑶其实是擅长出奇制胜的军事天才，还有过人的人格魅力，他任人唯贤，曾让刺杀自己的刺客归降；他积极进取，接连打败齐国、攻破魏国、收服夙繇国，带领晋国雄踞天下，颇有后来秦国的势头。
即便在智瑶战败的晋阳之战中，他还开创性运用水攻，超越了《孙子兵法》。这样的人物放在其他朝代，堪称一代枭雄，却只因司马光评价他才胜于德，就被贴上小人标签，这种评价对智瑶十分不公平。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如果你对《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所讲的历史故事感兴趣，就给我们点个赞吧。在我看来，阅读《资治通鉴》时，不必纠结司马光说得对不对、有没有尊重历史事实，而是要看他为何借事件讲这个道理，这才是“资治”“鉴”的价值。我是阿粥，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