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延安的报刊上登出了一篇奇怪的小说叫《剑阁》。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来参加革命的女学生杨芬，因为行军掉队，被后面的战斗支队救下了，遇到了一位支队长。这位支队长对这个女学生有意思，可小说把支队长追求女学生的细节写得很油腻很粗鲁。对于支队长看到女学生时的形象，作者是这么写的：支队长露出不整齐的黄牙齿微笑了，她的两只眼睛频频闪着光，表示着无限的愉快，似乎她在打扫战场时意外的发现了稀罕的胜利。写支队长追妹子就是他显示了露骨的亲昵，把她从马上抱下来，拍去了她身上的尘土。他还表示想要和女学生结婚，还说，第一点，你和我结婚，你会进步。第二点……通篇读下来，故事整个以老色批军官强追小姑娘，看得令人非常不适。
这篇小说在当时的延安引起了一阵批评：战士们在前方打仗，延安的艺术家们不帮助他们在艺术上打击敌人，反而在后面戳自己人的脊梁骨，令人心寒。不止这个问题，那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很多沉醉于高雅艺术，他们给老百姓排演的戏剧，大伙根本看不懂。更有甚者，他们在文章里说延安也很黑暗，一分三色，菜分五等，说延安这不好那不好，跟国民党的地盘一样。有的人的文章还被国民党拿去印成了传单，大加宣传，用来攻击延安。
延安文艺界的种种乱象，让教员深感担忧，因为那年正是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一年，外部给的压力很大，我们自己内部还不团结，是要动摇军心的。恰好教员自己既懂政治又懂文艺，手上还有一大堆名篇，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改变延安文艺界的风气刻不容缓。这位史上最强文科生是如何改变风气、整顿文艺圈的？我们得从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时候说起。
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延安桥儿沟大教堂，许多八路军战士一进门就发现这里面的艺术家们都在读一个老外的书，而且名字极其拗口，叫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听大艺术家们说，这人是苏联的著名导演，大家正在苦读的是他的大作《演员的自我修养》。延安根据地是当时中国许多文艺青年心中的圣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知识分子受不了国统区的生活，不远万里奔赴延安。
据《大众日报》记载，1938年，山东省乐陵市有18个青年学生为了去延安参加抗日，居然徒步从家乡走到了延安，他们中有一个女生和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一路上遇到了两次日寇大部队，一次伪军的追杀，千辛万苦联系上两个八路军战士后，大家还被土匪拦过几次路。1938年到1941年前后，有四万知识青年用各种方式从家乡来到延安，还有不少人牺牲在半路上。
所以到了1941年，哪怕延安经济也很困难，但为了让这些年轻人能安心学习工作，战士和老乡们还是尽量保障了知识分子的条件。桥儿沟大教堂是当地最好的建筑，六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大家把这里收拾出来，给文艺工作者们当学校，整齐的房子都留给他们住，还有战士帮着大家喂马做饭。聚在这里的有一大堆到现在还很知名的名字：矛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丁玲等等。
一开始待在这里，也按照自己过去的习惯创作。周围的战士回忆，当时这里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这座小小教堂里创作的漫画和木刻能引领全国的潮流。排练了几次后，艺术家们觉得自己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呀，就时不时也给当地群众表演节目。他们给群众们义演的节目清单是这样的：朗诵节目是一个教授给大伙读《安娜·卡列尼娜》；话剧节目演的是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包戈廷的《带枪的人》。表演体系引入了苏联最前卫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农民们看不懂，根本看不懂，看演出仿佛上高数课一样，全程坐飞机。曹禺的《雷雨》《日出》已经是这里面最接地气的节目了，起码角色名字观众记得住，不得不用小帅小美来代替。
1942年1月，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音乐会，有“延安夜莺”称号的唐若梅在台上表演的女高音，曾因一首雄壮有力的《淮河船夫曲》闻名海内的男低音杜矢甲，把曲目演绎得无懈可击。演出完以后，艺术家们满怀期待地问延安老百姓唱得好不好？老百姓都说好，艺术家们赶紧追问具体怎么样好呢？老百姓说：这个女的唱得跟猫叫一样；那说那个男的呢？那个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鲁艺的歌唱家们听了以后备受打击，原来老百姓不是真的觉得好，只是看我们表演得很努力，不好意思打击我们。
平时音乐系的学生给农民唱歌的时候，农民听了以后疑惑地说：这歌唱家是不是病了？你听他的嗓子直发颤，是不是在打摆子？老百姓听不懂。文艺工作者整天待在窑洞里，没生活经验，也没创作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他们写来写去，也就只有写写自己五年、十年以前的爱情。就和前些年大家吐槽国产青春剧一样，翻来覆去就是早恋了、逃学了、堕胎了。中国大部分小镇做题家都没有这样的青春，你想感动谁去呢？有的作家写边区的工作写得枯燥无味，连故事原型都不爱看。
而且他们来延安没多久，就形成了各自的派系。鲁迅艺术学院称鲁艺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叫文抗系，两边各自拜了刊物。文人相轻是自古以来的老毛病了，延安的也这样，大伙儿彼此看不顺眼，日常就是互相斗嘴，当时叫宗派主义。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谁都觉得自己高。
边区政府1940年以后实行三三制，就是机关单位里面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另外的部分要由党外人士来担任工作，大家民主合作。所以有些机关单位里的同志也有艺术家一样的毛病，写个文件尽是一些诘屈聱牙的文字，不说人话。教员对此很失望。因为教员年轻时干自媒体的时候，写文章是能口语化就口语化，能打比方的就绝不故作高深：能把通俗的问题讲学术了，不是本事；能把学术的问题讲通俗了，才是本事。
后来在苏区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一开始拟定的纲要里写“废除债务”，教员觉得这也难懂，就改成了“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反对虐待儿童”改成“不准大人打小孩”。给战士们讲为什么不能有流寇思想，革命为什么要有根据地？教员就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根据地一些人的文风跟共产党的作风格格不入。假如教员能看到今天中国某些圈子里人的样子，心里八成也是要摇头的。如果对面是全盛时期的好莱坞——啊，已经死了，瘟疫不是这样搞的。
1942年2月8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教员演讲了一段反对党八股，把许多人写文章不说人话的问题拎出来批评了一顿。有的人呢写东西学术概念太多，把人都绕晕了，像开中药铺子一样，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到关键点，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在那划水，读者看完也不知道自己该抓什么药。有的呢直接生造一些词出来，什么老板不说，老板要说“空间逐利人”，整得不中不洋不洋的。
当然如果只是作品群众看不懂，也就只是对革命贡献为零罢了，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偏偏有些人创作的东西他贡献是负的。一部分人来延安之前，就自己给延安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浪漫滤镜，把延安设想成了完美的乌托邦，看到延安有一点不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就觉得塌房了，滤镜碎了，要脱粉回踩了，热衷于揭露延安的黑暗。
1941年4月，延安的文化沟口出现了一份墙报，叫《轻骑队》，专门讽刺延安出现的一些现象，言辞很激烈，含沙射影，冷嘲热讽，不像是延安的文风，倒像是上海的小报。有人认为，作家不需要学什么马列主义，有了马列主义反而会妨碍写作。鲁迅不就无党无派吗？鲁迅不就是以杂文出名的吗？不会讽刺，还做什么文章呢？部分人批评他们用词夸张了，他们就说文艺就应该暴露黑暗，就是冒犯的艺术，你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就好了，你们不接受，就是容不下批评。
但实际上，延安能容下的批评尺度大得很。1941年有一天，陕甘宁边区一个地方正在讨论征粮问题的时候，天上正在下大雨，突然雷劈了会议室，延川县的代县长不幸被电死。这件事发生以后，当地一个农民发了牢骚，说：“这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听说以后要抓这个农民，说是抓反革命，但被教员制止了。
教员不仅制止了，还专门去调查了一番，为什么农民会说这句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当地的工作哪里做得不好？后来查清楚，是农民需要交的粮食太多了，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两年边区百姓也很难，发发牢骚是正常的。所以回来以后，教员就叫大伙儿一起去开垦荒地，同时精兵简政，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王震去南泥湾开荒就是这个时候的事儿，大家都听过的那首《南泥湾》好地方，就是开荒出成果以后艺术家们创作的歌曲。
连这种直接人身攻击的话，教员都容得下，何况你几句批评呢？问题不是批评，而是文艺创作者写的很多事情过于夸大，而且只讲情绪，不解决问题。延安实行军事供给制，一些年纪大、身体不好的干部能吃小灶，其他战士吃大锅饭。部分知识分子不懂共产主义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他们觉得这就意味着延安也不平等，也有特权，一分三色，菜分五等，自己追求公平的幻想破灭，信仰坍塌了。
一个作家说，鲁迅那把划破黑暗的短剑被埋在了地下，生锈了。更有人觉得延安和国统区一样，说自己被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蒙住了眼睛。而这样的云雾不但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可实际上，好几个作家在回忆里都提到，当时教员经常在广场上给大伙讲课，教员的袖子和裤子上有几块很大的补丁，非常显眼。教员作为主席，他的特权也就是大伙晚上都睡觉的时候，他的墙上多一盏煤油灯，让他可以看书、写文件、加班。把这个形容成一分钟三色，菜分五等，是不是过于夸张了呢？
这就好比都2025年了，某些奇怪的导演还能专挑中国一些犄角旮旯的特例当普遍情况，拍成电影给外国人展示中国多么落后，多么封建。你作为一个农村人说他说的不是事实，我们农村不是这样的，他说中国很大，难道就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的吗？还自以为自己是鲁迅。更别提在那个前线要和日本人拼命，后方要应付国民党封锁渗透的年代，战士们情感上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作品。
不少战士都觉得：首长们说这些文化人是咱们的战友，是部队的人才，咱们要尊重他们，要给他们比我们更好的生活条件。结果他们要揭露黑暗，怎么骂敌人的，手拿枪指着好人的时候多，甚至还和敌人一起抹黑我们呢。你写了光明的一面，他们还要说你是歌功颂德，是歌德派，仿佛说两句好话就是谄媚，是堕落。我们在前线跟敌人拼命，却让这些家伙在后方吃饱了肚子骂人，他们凭啥受这个委屈？
东大发展到今天这样也不能说完美，还有不少人民群众也不满意的问题，可怎么也比美帝这种60分都考不到的差生好吧。你光盯着东大还不够的地方吹毛求疵，考了90分，还要问为什么没拿到剩下的那十分？甚至觉得没拿到那十分，90分就和60分一样，东大和美国没区别，是不是也有点过于离谱了呢？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革命战士们也充满了向往。革命者当然有浪漫的部分：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但战士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有神性，自然又有人性。一部分知识分子真的和革命战士们接触以后，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大老粗泥腿子，有些人心里就嫌弃嘲笑他们土包子，忍不住写文章讽刺。有个编辑就写了一篇讽刺边区一个厂长有点事务主义的，叫《厂长抓猪去了》。《剑阁》那篇小说也属于这种类型。
《延安访问记》里也有类似的故事，比如知识女青年跟自己相中的战士说：“我们周六晚上去城头看月亮吧。”战士回复：“月亮天天一个样，啥好看？”女青年约战士去河边散步，战士回应：“河水不都一个样吗？还不如去合作社喝四两白干带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根据地对欺男霸女的作风一向是毫不手软。别说《剑阁》里写的小小的支队长，就连战功赫赫的黄克功逼婚不成打死女学生，组织都严惩不贷。
如果觉得对方做事过分了，越界了，完全可以反映批评，但如果对方只是大老粗，不懂风花雪月，空有心意，不懂表达，那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写到小说里挖苦讥讽，公开处刑，一言不合就给你发网上直呼猥琐男、下头，是不是也有点过分了呢？
1942年的妇女节，作家丁玲写了一篇《三八节有感》。丁玲是萧红的闺蜜，鲁迅的学生，1932年入的党。她的思想极为新潮开放，她的爱情观念哪怕放在今天也属于惊世骇俗的。她的感情之路非常坎坷，事业也不顺，参加革命没多久，还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抓到了，被地下党营救出来以后送到了延安。1936年刚到延安时，丁玲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教员在诗词里指名道姓称赞的人很少，一首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另一首就是丁玲到延安时专门给他写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以说给足了丁玲面子。
丁玲在延安的待遇也很不错，所以当他在《三八节有感》里拿上海摩登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批评延安，话还说得比较重，前线的战士听了就很不高兴。贺龙在座谈会上就对丁玲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丁玲的文章还被国民党的人拿去印成传单，用来攻击解放区。
不过比起《轻骑队》那种说一分三色、菜分五等，教员认为丁玲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还是同志，就是说话的方式有点问题。所以教员悄悄给丁玲说了一个技巧：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先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用现代的例子来理解，就是你去外网跟敌人吵架和在网上跟不同观点的同志吵架是不一样的。理论上你是可以用呵呵、典中典、破防了、那咋了来应对你跟网友的一切争论的，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可以用这几句随意排列组合来回复他。但这种吵架获胜，除了赢感之外，什么也没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这种态度还很伤感情，容易激怒人。先夸一下对方做得好的地方，让对方明白你跟他不是敌人，是朋友，再说你觉得还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对方就容易接受得多。
而且丁玲的文章在挖苦之外也提了建设性的意见，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进步的独立女性，反而因为既要照顾事业，又被传统观念里女性就该照顾家庭束缚，两头堵，承受了比封建时代锁在家庭上的妇女更为沉重的压力。这番话即使放到今天，也有可取之处。所以，丁玲这类文章虽然有错误，但不大。丁玲自己后来也做了检讨，认为自己写得不好。
文艺应该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那两派的争论才是让大伙吵成了一锅粥的。种种问题堆在一起，已经影响到了根据地的团结。于是1942年初，调到远了去见艾青，就是写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那个著名诗人。艾青跟艾青吐槽说：现在的延安文艺界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撇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有了她的知识，教员就好好做了一番准备。从1942年5月2日开始，教员召集各路文艺创作者一起开会。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一共开了三次会。全程教员都是先听大家表达意见，自己拿着本子记录。等大伙儿的意见都收集完了，最后他再总结概括。三次座谈会的讲话集合在一起，最终成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教员一上来就直接给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论：之前艺术家们吵架，什么宗派主义啊，鲁艺和抗大互相瞧不起啊，文艺是应该揭露黑暗还是歌颂光明啊，吵来吵去没有定论，但教员认为他们吵的只是细枝末节，完全不重要。教员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整篇讲话回答的两个根本问题是：第一，文艺是要为什么人创作的？答案是人民大众。第二，怎么为人民大众创作文艺作品？
这“为什么人”和“怎么为”的问题，乍听起来很简单，有些概念还有点像废话文学。按理说，文艺不就是描述人类社会的美好和丑恶的吗？勇敢、善良、自私、卑鄙，这些或好或坏的人性都是文艺创作要体现的对象，怎么还要问为什么人呢？可教员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所谓的人性也是分阶级的。以前大家对此可能体会还不深，但把这两年的事结合起来看，大家一下子就懂了。
这两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学校学生被流浪狗惊扰，学生向保安求救，保安为了保护学生驱赶扑杀流浪狗，某些爱狗人士就要跳出来威胁、施压、网暴，最后迫使学校把保安开除。每当这些人阐述自己的理由的时候，他们总要大谈人性，说杀可爱的小猫小狗的人就是没有人性。哪怕保安是为了保护学生，你们就不能用网兜把狗抓了赶走就行了，枪口抬高一寸。学校开除保安不仅完全没有问题，合规合法，社会还要进一步推进反虐待动物法，加强对这些动物的保护。至于学生被流浪狗咬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是不管的。
正如教员所写：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某大学的一个学生给学校搞出了负面舆情，旷课失联三个多月，学校多次联系不上，最后在公告里给他发最后通牒要开除他。一群人极为不满，搬出各种理由要维护这个违反校规的学生，甚至写出了“不要让某某事件成为塔利班化的前兆”的离谱稿子。这时候大学又无权干涉学生的私德问题。这就是教员说的：有许多同志比较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予同情，甚至鼓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浪浪山》的小猪妖最开始之所以能火，就是因为小猪妖被上司欺负的经历，让广大打工人想到了上班的自己。结尾小猪妖离开大王奔向猴哥几人组的桥段，寄托了打工人改变自己生活的渴望。电影版的基本继承了这个精神，强调我们普通人就算当不了大圣，也可以见贤思齐，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哪怕做三分钟的大圣也好。还加了一些适合家长带孩子看的合家欢内容，所以同样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后来《出走的决心》之所以出问题，恰恰是因为什么？女性觉醒、趣事都是在解构家庭，解构婚姻。当然，对于个体而言，你的家庭生活过得不如意，有出走的决心，摆脱那个没有爱的家，这件事本身是没问题的。出走的娜拉在革命年代也是代表进步的。但你拿个人的经历、少数人的经历，明着暗着鼓励所有人都这么做，甚至跑到卖点就是合家欢的电影里，不合时宜地宣传，无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婚姻，这不就是标准的主张少数人的人性，还说成是唯一的人性吗？
纵观咱们这儿一整年的舆论场，前有官方新闻描写出卖国家机密者，却莫名其妙在字里行间强调其原生家庭不幸和背井离乡的寂寞，暗戳戳想要甩锅；后有神明妻子疯狂打赏，是婚姻的求救信号，震碎广大网友三观，槽点过多不知如何吐起。他们讲流浪猫、流浪狗的人性，讲违反校规、私生活混乱者的人性，讲违法犯罪者的人性，讲出卖国家机密者的人性，就是不讲正常人的人性。我们中国老百姓不知道是倒了几辈子霉，要天天被这样的人拿去大谈人性。
如果你发现某个群体从头到尾一直在双标，那说明他们就根本没有双标。他内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那就是只有他们自己的人性才叫人性，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没有人性。只有他们是具体的人，其他人都是抽象的人。教员在文章里严肃批判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你可以毫无违和感地套用到当代很多领域里。比如法律，是法律圈子的人自己圈地自萌的东西吗？是法学家们自己制定好了条条框框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吗？不。法学家也应该明确，法律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而不是左一个进步右一个接轨，只需服务少数人的，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才有价值。
明确了文艺创作是要为人民服务之后，第二个问题自然就来了：怎样让我们创作出来的东西为人民服务？教员直接提出了一个这些艺术家们之前从来没想过的思路：创作之前，文艺工作者先得去向人民群众学习。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总是误以为人民群众老土，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可有些触动人心的东西，它并不一定需要你有多华丽的词藻，多高超的技巧。今年7月份，有一个博主在街头办了一场创意作文活动，让路人来抽历年的高考作文题即兴发挥，最后得奖的有一笔奖金。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工大爷，因为是工友中唯一一个念过高中的，被推举来参加比赛。他抽到的题目是《我的母亲》。他短短几百字的作文里没有一个生僻字，连修辞手法都用的很少，却写得动人心弦。其中最戳中人心的一段话看哭了无数的网友：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我已经当了爸爸，也已经当了爷爷，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
影视圈抱怨什么市场的寒冬，可哪吒二早就证明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的寒冬。友情、亲情、爱情讲述得好，观众就是愿意一次又一次买单。是某些人自己选择了跟大众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把少数人自嗨的东西拍出来往电影院里放，把极端思潮当成普世价值，撕裂了人民群众还重视的那些神圣的东西。把民族、国家、家庭、婚姻、爱情都拿来解构，把家庭这样原本温暖的港湾变成刀光剑影的战场，把原本应该共患难的伴侣变成勾心斗角的敌人，根本就无法触动人心，所以对他们来说才会处处是寒冬。
当年教员的号召有类似的力量，那是延安的文艺创作者。很多人作品不被农民们理解之后，他只能无奈地安慰自己：起码我在上海的朋友们还是会看的，他们还是能理解的。可实际上一旦考察延安受教育人群的数量，各种出版物的发行量，他们就会意识到延安的文化市场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首先，延安遍布了抗日军政大学、西北工学，还有各类党政机关，学校就是一座大学城。另外，当地早就开办了各种扫盲班，识字率快速上升。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
就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2000册，三版也才6000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背着小包袱走吧，到农民家里去吧，到部队里去吧，参加斗争吧，向人民学习吧。
从这次座谈会开始，根据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去民间学习、找寻创作灵感的潮流。上山下乡。经典的白毛女例子不用说了，就是取材自民间传说，创作排练之后再由人民提意见修改的。初始版本的白毛女最后没有枪毙黄世仁，去看排练的老百姓看了以后，对这个结尾非常不满意，以至于创作者去伙房打饭的时候，被炊事员给扔出来了。炊事员拍着勺子当面追着说：“哦，是你啊，黄世仁不枪毙，我今天就少给你打点菜。”看来咱们食堂大妈的抖勺术也是祖传技能了。
西北战地服务团跑去了前线的村子里，一边组织贫农和地主斗争，一边给大伙儿表演。因为是前线，每次演出前武工队都得提前找好撤退路线，万一出现敌人了，能马上跑路。因为有这段斗争经历，大伙儿创作的时候就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都写到了歌词里，歌名叫《团结就是力量》。这歌从1943年一直唱到今天，现在大伙儿还时常听到。音乐家冼星海和作词家光未然有一次带队演出路过黄河时，光未然看到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他就用两个船夫对谈唱的话写了一组《河边对口曲》。这个歌词很简单，但充满了朴素的家国情怀。冼星海看到也深受触动，他放弃了各种学院派的唱腔，用民歌信天游的调子做素材，历时七天七夜，一口气写出了名作《黄河大合唱》。这首歌在无数百姓的打榜下，成了年度金曲，从根据地火到国统区。
延安的各类艺术，新诗歌、美术、戏曲、音乐、小说、报告文学、木刻等等，五彩缤纷，百花争艳，在那个信息还不发达的社会里，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人民文艺。当代中国社会高度信息化之后，呈现出了和当年类似的趋势。过去数十年，政经学术界面对西方的文化入侵被夺占了话语权，逆向民族主义尘封，却没有提出有效的理论进行反击，反而是当代的网友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一起研究出了“淫学”这门当世显学。虽然它的理论本身很粗糙，却意外地打破了西方在政治问题上的话语权垄断。
淫学火了之后，研究国际政治也对民间理论有兴趣的学者们，逐渐在专业的期刊上把对淫学的系统研究摆了出来。淫学从民间诞生，登大雅之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乐了，期刊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可以预见的是，在AI等各类新技术把创作的门槛一再降低，把创作的权利交还给人民群众之后，某些精英干不好的事情将会由人民群众来完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更需要重读教员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如教员所写的那样：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