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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出身的袁应泰是陕西凤翔人，此时五十多岁（53-57岁之间），没有江南士绅人脉，也极少进京参与东林讲学，并不属于东林党骨干，但他政治立场完全站在东林党这边，支持宽仁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被东林党认为是自己人，因此优先提拔，从永平兵备提到辽东巡抚，再从辽东巡抚提到辽东经略。
马凤山出生于无锡，和所有经历过战火的初代工程师一样，他的骨子里刻着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切恐惧。
别看苏联拿图-16搞出了图-104，可你要不要看看图-104的事故率呢？图-104服役期间，一共摔了16架，摔死了1140人！这么高的事故率，能拿来当领导人专机吗？
1971年，一架巴基斯坦的波音707客机在新疆降落时冲出跑道，严重受损，没法再飞了，巴方将这架残骸留在了中国。这架残骸，成了马凤山团队眼里的无价之宝。整整一个月时间，在新疆的寒风中，马凤山带着人，几乎是拿着放大镜趴在那架残骸上，一点点摸索现代大飞机的结构布局。后来有人拿这个事污蔑运十是山寨波音707，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大飞机的结构布局都是公开的，航空工业不存在“尺子量一量就能造”的逆向工程，因为就算给你一架完好的飞机，你也量不出材料的内部应力，量不出气动参数，更量不出飞控系统。就连波音公司的副总裁斯坦纳都承认，“运十不是波音707的翻版，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十年之久的锻炼成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相比技术困难和条件困难，来自革委会的瞎指挥，才是运十真正的拦路虎。
根据1973年运十的正式立项文件，运十项目由上海市统一领导，所需技术业务、建设投资和物资保障由三机部负责组织协调。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当时主政上海的是王洪文，运十不可避免地被王当成了献礼的政治筹码，给运十的研制带来了无数无厘头的政治干扰。王根本不懂空气动力学，只懂喊口号，甚至批评马凤山的风洞试验是：“资产阶级的烦琐哲学”，要求“要大干快上，一年就要把飞机造出来，向国庆献礼！”他甚至还提出：“运十要装5台发动机！因为5比4多，说明我们比帝国主义的波音707更先进，对领袖更加忠诚！”听到这个要求，马凤山几乎要吐血。多加一个引擎，气动布局要全变，飞机重心也会变，这简直是拿飞行员的生命开玩笑！
八旗军再次发起强攻，轮番冲击戚家军，戚家军分段施放鸟铳与虎蹲炮，使八旗骑兵每次冲锋到车前便成片倒地，多次进攻也没有办法。努尔哈赤令各旗不计伤亡分批进攻，只管拿八旗性命消耗戚家军弹药。一个防守打得好，一个仗着人多拿命填坑，暂时分不出胜负。
那时中国的大门打开，外面的世界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彩电、冰箱，第一次看到了波音747和麦道客机。那种巨大的落差感，让很多人产生了深度的技术自卑，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潮，开始像瘟疫一样在决策层和航空界蔓延。
运十身上，的的确确有各种无法回避的缺陷，但如果只算经济账就推动运十下马，毫无疑问也是不合理的。用最高标准的西方商业规则，去苛求一个在特殊时期艰难活下来的项目，这公平吗？这就好比让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立马去参加奥运会，能赢么？难道只是因为赢不了，就要把孩子掐死吗？任何一个大国的航空业，都不是一出生就完美无缺的。
麦道派来的人叫Thomas Chang，是个美籍华人。相比那些外国人，Thomas Chang显然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情世故。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带着美国跨国巨头的高级精英光环，骨子里却把当时部分领导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心理，摸得透透的。于是，一个叫“合资经营”的大饼画好了。Thomas Chang是这么说的：“现代航空工业讲究的是国际分工，你们为什么非要闭门造车呢？来看看我们麦道吧！我们不仅可以把最先进的麦道-82客机卖给你们，我们还可以合作生产。我们在上海建立一条总装线，麦道出图纸、出零件、出技术指导，你们负责组装。这不仅能解决你们缺飞机的问题，还能让你们直接学到美国最先进的航空制造管理体系，搞好了，这个项目就是航空业的桑塔纳！”市场换技术、国际先进水平、航空业的桑塔纳……这些诱惑，在那个年代，哪个领导能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