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枣熟了几千次，国王万岁第一次，1964 年，新登基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做了一个令全国震撼的决定，他把沙特王室开支从国家预算的王室开支15%一刀切到了 6%。费萨尔的父亲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国家创始人，为了拉拢各方部落势力，阿卜杜勒阿齐兹不顾自己的身体以及教法规定，先后娶了 22 个老婆，沙漠里一番辛勤耕耘之后，他最终有了 45 个儿子以及若干女儿，其中 36 个儿子活到成年，他们又有了各自的子女，于是到了费萨尔登基的 1964 年，沙特阿拉伯的王位虽然只传了一代人，宗室规模却已经很可观了，为此费萨尔挥刀向内，直接把王室开支砍了一大半。除此之外，费萨尔还要求沙特王室成员不能出国留学，必须在本国接受教育，从而确保本国教育系统得到足够的资源和重视，削减王室开支省下来的钱，大多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医疗教育当中。
在费萨尔执政时期，沙特建立了全国公路网和基本社保体系，这一番操作当然不是因为国王爱民如子，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为了维护统治才必须进行改革。我们把自己带入到沙特王室的视角，就能理解这种危机感了，历史上，直到公元 1900 年，欧亚非三大洲基本找不到几个共和国家，但是到二战结束时，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政治洗牌，共和政体取得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利比亚、伊朗、希腊、老挝、阿富汗，一直到本世纪的尼泊尔，但凡能活下来的，基本都有过一些超神操作，比如沙特国王费萨尔的改革，但还是被推翻了。连看似稳固的英国王室也不例外，凭什么到今天还能存在呢？很多人可能会回答，这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权力，成了吉祥物，权力小的君主比实权君主更容易维持，其实这个回答只能说对了一半。
对于君主们来说，还有一个跟权力同等重要的事务，名叫权威，又名权力合法性，失去权力，君主依然可以是君主，但如果失去权威，君主就不可能存在了。在政治学上，权力指的是一种让他人执行符合自己意愿的行动的能力，即使这种行动并不符合执行者的意愿，权力最基础最直白的形式是暴力，对特定资源，包括信息的控制，也能产生权力，但是单纯依靠暴力或者资源垄断创造的权力并不稳定，一旦暴力或者垄断失效，维持高强度的暴力或垄断又有很高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求助于合法性的力量，那么权力行使起来就没阻碍了，这种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就是权威。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当中，缺乏权威或者拥有权威者却无权力的情况，这是因为作为权力基础的暴力、资源，还有作为权威基础的观念都会发生动态变化，天灾、贸易路线的改变、军事失败、技术变革，这些事件都可能急剧削弱权力的物质基础，而观念也具有流动性，因此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权威观念也不一样。在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当中，权威被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叫做传统型权威、克里斯马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其中传统型权威基于习俗和惯例产生，是古代君主最依赖的权威类型，王侯将相，确实有种，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克里斯马型权威又叫做魅力权威，指的是个人或组织具有某种超凡魅力，比如极高的道德、天才的能力、崇高的理想、上天的眷顾等等，克里斯马型权威的上限非常高，可以在短时间内收获大量追随者，但是他的稳定性最差，而且不容易传承。
传统型权威和克里斯马型权威都依赖人类的非理性思维，法理性权威是唯一一种理性的权威类型，认为合法权力建立在合理规则之上，如果权力不符合规则或者规则不符合理性，那么权力就是不合法的，一般认为法理型权威在现代社会最有说服力，也是现代政治最重视的权威类型，但是显然人类的思维从来没有完全理性过，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因此即使法理型权威在现代占了主导，传统型权威和克里斯马型权威也一直很普遍。
权威多多益善，不存在挑三拣四的情况，因此所有政权都会同时利用三种类型的权威，只不过其中一种权威会占到主导，比如依靠传统权威继承王位的法国国王，也会用君权神授的光环加强克里斯马型权威，用誓言、加冕礼和法律制度给法理型权威背书，也乐于营造自己山巅之城的宗教形象，同时给华盛顿等总统塑造伟人形象。权力和权威同等重要，有些时候权威甚至比权力更重要，因为只要保持住权威，权力丧失可能是暂时的，而就算拥有实权，缺乏权威也容易丧失这些权力，比如中国历史上很多人物，一旦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就迫不及待称帝，其实这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狂妄自大，只是他们需要皇帝这个称号带给他们的名分和权威，如果没有帝号，他们对皇帝的悖逆、对臣民的号令以及对天下领土的主张，都会缺乏合理依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名正言顺也不意味着光有名就够了，作为一种观念，权威需要大量时间和实践去营造，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司马懿，同样作为掌握巨大权力的臣子，却不能称帝，因为他们没办法从皇帝手中直接夺走权威，而一旦操作不慎，权力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害，例如司马昭弑杀皇帝曹髦的行为，就给后来的晋王朝留下了合法性裂痕，加剧了两晋的政治崩溃。相比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曹操、曹丕父子更有耐心，他们为取代汉朝做了大量舆论准备，曹丕还举办了盛大的禅让典礼，都是为了尽可能完整继承汉朝的权威，由于权威比权力更难篡夺，曹操才不能像五代十国的将军们一样随意黄袍加身，到死也只能是个魏王，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成神成魔，一念之间，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曹操真的亲手终结了汉朝，他的周公吐哺一语，会不会像司马懿洛水之誓一样被后世讽刺千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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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的操作离奇程度不亚于沙特国王费萨尔的对内挥刀，他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父亲苏拉玛里特，然后西哈努克自己组建了一个名叫人民社会同盟的政党，参加选举，当上了首相。1960 年，父亲去世后，西哈努克宣布自己为国家元首，而非国王，直到 30 多年后的 1993 年，西哈努克才在越南撤军后的柬埔寨重新成为国王。西哈努克之所以这么操作，是为了在西哈努克的努力下，由王位委员会从 19 世纪国王安东的男性后裔中选举国王，提高法理型权威相对传统型权威的比重，但是这套操作也没能阻止柬埔寨遭遇动荡，最终依靠东南亚特殊的国际局势才成功复辟。柬埔寨的例子表明，即使有明智的君主领导，身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运气不好就有可能失败。
总的来说，君主制能够延续到 21 世纪，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放弃权力，保持权威；二是改革体制，让君主权威适应新的版本；三是压制政治意识的现代化，继续宣扬传统权威。不同国家根据国情选择了不同道路，但是不管哪一条道路都危机四伏。清朝皇帝身上集中了巨大的权力，但是皇帝的权威已经在晚清的动荡当中严重削弱，满清的异族属性又是革命党的攻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最终走向了覆灭。阿富汗的先天条件都比中国好，阿富汗政治势力复杂，国王集权程度也低，国王曾禁止王室成员担任公职，却没想到这件事逼反了国王的堂兄达伍德汗，最终导致王室统治终结。
还有一种路径主要出现在一些前殖民地国家，比如摩洛哥、布干达、印尼的日惹苏丹国，这些国家的王室努力把自己跟民族独立运动绑定起来，一旦殖民地实现独立，王室就可以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延续下去，但是这条路也有不少翻车的，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曾是反抗意大利殖民、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英雄，最终却被推翻；还有伊朗的巴列维王朝，靠着民族主义兴起的他，最终却因为跟美国绑定太深，被革命推翻。宣扬传统权威，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压制现代政治意识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这条路其实最难走，相对成功的案例，要么是不丹、斯威士兰这种封闭的小国，要么是阿曼、沙特这种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或者是两种属性兼有的文莱、科威特。
现代君主面临的困境在于权力流失和权威流失的双重困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君主其实依然有一个相当稳固的生态位，这个位置就是安全阀，或者叫做冗余设计。在工业当中有个概念叫做系统冗余，冗余是多余的近义词，意思是说为了增加系统的抗风险能力，需要刻意保留多余的零件或者性能，这些冗余超出了正常运转的需要，但是出现故障或者危机时，冗余就可以发挥应急功能，或者充当备份。政治制度和机器一样，需要保持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要有一些虽然不具备实际权力，但是拥有某种权威的机构，君主就是个冗余设计。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这种冗余设计很常见，例如有的共和制国家，其国家元首仅具备礼仪性功能，如德国、印度；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代议机构，但是其议会无实权，如朝鲜、土库曼斯坦，但是还是会定期举行选举，甚至设立官方在野党，比如新加坡、坦桑尼亚。那么把这些冗余设计统统拿掉行不行呢？短期内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会有大问题，因为冗余设计的最大作用就是应对危机。
历史上，冗余设计在国家重大危机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经典案例是近代日本，19 世纪下半叶，在幕府体制失灵、行将瓦解的时刻，已经当了快 1000 年吉祥物的天皇，被改革派推举出来，打着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号，重新组建了一个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政府。复古虽然是尊王派的旗号，但是他们并不是真要让日本变回中古的律令制国家，而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推行制度变革，拜天皇公家这套冗余结构所赐，日本在 19 世纪的危机当中，有了一个转型的抓手。试想如果日本当年只有一套幕府体制，将军是唯一的权力来源，那么日本大概只有大破大立这一条路可选了，尊王攘夷的前提是有王可尊，王政复古的前提是有古可循，这些东西不能等危机来了再临时创造，因此通常做法是平时虚化，关键时刻实装。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有抓手呢？大破大立不好吗？你看日本后来走向军国主义，很大原因就是明治维新改革不彻底。还有人可能会说，反正权力的本源是暴力，国家发生重大危机，有军队托底，何必保留这些没实权的机构呢？关键就是一个字：代价。先说军队干预政治的问题，或许很少有人意识到，和平时期的军队也是一个冗余设计，他和礼仪性君主、象征性议会一样，平时的功能都是虚化的，只在危机出现时发挥作用。军队接管政权确实是一种可行方案，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认为这是理想选择，最好还是不要劳烦军队出手，军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很弱，在世界历史上的执政记录也很糟糕，出现军政府往往意味着整个社会都要付出巨大代价，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连军政府都不想看到，那么天下大乱恐怕更是不能接受的局面。
现实世界不是电子游戏，大破大立不是说说就能实现的，那么有没有什么代价更小的方案呢？这就回到了刚刚所说的冗余设计，它很有必要，和军费相比，供养王室或者议会的经费简直是九牛一毛，这些冗余设计可以发挥的作用却不低于军队，堪称花小钱办大事。西班牙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时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化解了危机，君主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稳定器功能；泰国国王拉玛九世甚至利用仲裁者身份，振兴了二战前已经严重衰落的王室权威。
君主制在现代社会不是必选项，但确实是可选项之一，只要君主有作为封建残余的自觉，采取合适的策略稳固权威，他就可能继续保持下去，甚至产生一些正面价值，毕竟虽然现代是理性的时代，但现代人并非完全理性的，人类历史惯性依然是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属性之一。只是在君主制退出历史舞台的那天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个世界上与它共存，就像跟很多历史包袱共存一样。
我是河畔的伯爵，愿意正视这个非理性的世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