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技术越进步，人反而越劳累？
没钱是贫困，但你知道时间贫困吗？
今年1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出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为48.6小时，如果按一周工作六天来算，每天仍需工作8小时以上。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隐情、加班和通勤时间。但另一份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每日平均可自由支配时间为3.4小时，占全天的14.2%。不仅如此，时间贫困的趋势也体现在最基础的生理层面，睡眠上。据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显示，中国成年人的夜间平均睡眠时长为6.85小时，超过4分之1的人夜间睡眠不足6小时。听上去其实还好，可能是缺觉的老年人拉低了平均值，但反之，觉得事实是66岁以上人群的平均睡眠时长反而位居前列，睡眠被挤压的正是最需要通过工作维持生活运转的打工人。
是的，这个数据其实还蛮残酷的，但你知道吗？如今我们过的这种紧绷的生活，其实与100年前的预测大相径庭。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面临的经济前景中提出一个判断，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人类将逐步摆脱为生存而劳动的状态。到21世纪初，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剩余的时间将用于休闲、艺术与精神生活。然而，现实几乎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像刚才出去展示的那样，我们不仅没有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越来越忙碌。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技术越进步，我们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我们的时间究竟都去哪儿了。从制度层面看，现在社会并非没有为休息预留空间，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共同构成了一套看似完备的休息保障体系。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这些休息制度的设立本身并不是为了让人享有真正的自由时间，而是一种功能性安排。新古典经济学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劳动闲暇权衡。其中，制度性休假被视为一种可用于补偿劳动副效用的时间资源。说人话就是所谓的休息，是为了让人更好的工作。就这样，打工人像一块电池，每天精神饱满，来到工位消耗殆尽，然后离开公司自行充电，第二天再奔赴公司，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即便是近年来备受推崇的谈休工作与居家办公，在争取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外业的工作责任和心理负担。它模糊了生活的边界，工作就无孔不入，读邮件、回复信息、临时任务、远程会议可以随时发生，假期里被要求手机畅通也早已司空见惯。根据2025年吉文布发布的调查显示，完全远程办公和采用弹性办公员工的压力水平都高于驻场工作的员工，看似自由的工作方式，反而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心理负担。
而在假期真正来到时，旅游商场、电影院、演唱会、购物网站、电子游戏、体育赛事等休闲活动迅速填满了我们的自由时间。他们扮演着一种补偿机制，人们倾向于用消费来抵消工作带来的亏欠感。这就意味着我们自由时间内的休闲娱乐基本都是消费活动。进入数字时代以后，以短视频、直播、短剧为主的注意力经济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趋势，休息被切割成可以被不断占用的碎片。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应用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156分钟。即便下了班，我们仍然在为平台打工贡献着点击、停留、跳转和观看时长。不仅如此，我们也并没有因此得到休息。交费和短视频带来的快感往往稍纵即逝，一旦停止，留下的更多是空虚与疲惫。
是的，我们的精力被外溢的工作、消费性活动和注意力平台不断吞噬，而他们几乎占用了我们所有的自由时间。由此可见，我们拥有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休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不可回避，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其实可以分为两种用途，一类是生活必须的时间，家务、劳动、生理需求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按个人意愿休息娱乐，满足多种需求的自由时间，也被称为闲暇。闲暇与休息不同，休息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体力，从而更好的投入工作，而闲暇是一种不被要求产出不平庸效用的状态。可以说闲暇本身就是墓的历史。学者在追溯古希腊时发现闲暇曾事思想学习与创造的前提。School一词正是从这一概念而来，成为学习讲座、学术讨论的场所。人类的创造与创新是需要闲暇来养育的。在当代社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到，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在这一意义上，闲暇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
带着这样的理解，我开始实践闲暇。我关掉手机，不去消费，不敢进步，给自己一段完整无人打扰的自主时间。我告诉自己，我要开始享受闲暇。但很快我发现事情并不简单，我几乎无法不带功力的去看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我在想书里的内容能不能做成视频选题，看电影的时间为什么不去背点单词，我会不会落后？我是不是应该去做那些有用的事，在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是焦躁与不安。我第一次清楚的感受到，我已经失去了享受闲暇的能力。在完全自己的时间里，我的感受是无聊，没错，就是无聊。
但你知道吗？大量人类学研究显示，在许多非现代化的原住民社会中，人们往往花大量的时间无所事事，他们闲聊、发呆却不愧疚，在他们语言中甚至没有无聊对应的词汇。在论文botime man moderity中，作者明确指出，无聊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由特定时代和社会文化条件塑造出来的，源于人们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经历。也就是说，无聊不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情绪，无聊是被塑造的。
那么，下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就出现了，无聊是如何被塑造的？或者说人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羞愧于无所事事的？实际上，这跟18世纪末工厂体制的现代性进程密切相关。在工厂制度出现之前，大多数人的劳动以家庭作坊或师徒的方式存在，他们的劳动随自然和社会节律进行，有充足的劳动自主性。但随着殖民贸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劳动者被吸纳进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的劳动便以钟表为核心，被严格划分，完整的工作被拆解为机械重复的细碎工序，工匠的技艺变成了流水线操作。劳动者从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主体转变为随时可以被培训、被替代的劳动单元。
为了让工人心甘情愿的接受雇佣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对工作本身进行了道德重塑。勤勉自律、延迟满足是高尚的需要被赞美，而懒惰、闲散则被质疑和贬低。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正是这一历史性连接。为资本运作而劳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道德义务与自我约束。资本主义精神逐渐被社会普遍接受，成为一种根植于人们生活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信仰。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人普遍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工人的可自由支配时间被不断压缩，工人群体怨声载道。
但即便如此，下班后的时间还是属于自己的，对吗？当然不是，资本可不会对打工人的自由时间坐视不管。进入20世纪，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单纯依靠延长工时难以支撑经济增长。工厂主逐渐意识到，经济运转不仅需要更多工人，还需要更多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于是，涨工资、缩短工时、周末假期制度的劳工改革才成为可能。美国的亨利福特率先开始推行8小时工作制，并把工人的日薪从2.3美元直接翻倍提升至5美元，让打工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金钱。这些改革表面上缓解了劳资冲突，但实质目的却是为消费创造条件。工人的自由时间开始被纳入新的经济逻辑之中，工厂主不仅没有损失，反而有更大的利润。事实上，福特生产的汽车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员工购买的。
自此，广告业、百货商场、消费贷款、信用制度开始迅速发展，消费需求被不断制造、内化，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更多消费品来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消费文化不仅是购买基本需求的商品，身份、品味、体面与幸福也开始通过购买来表达。因此，为了维持消费水平，人们开始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来换取更高的收入。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成为了主流话语，工作与消费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难以逃脱的循环。社会也由此以生产为中心，逐步转向以消费为目的的消费社会。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当代社会，消费并非用来满足基本需求，而是通过符号与身份的生产来组织社会关系。消费在现代社会中承担了类似劳动的生产功能。
从这一点看，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我们的工作、消费、休息都在为资本体系添砖加瓦。只不过如今资本家的剥削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批判的剥削关系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那么进入21世纪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则出现了更隐蔽的剥削。人们不再主要被外在权威强迫劳动，而是基于完善自我的信念，心甘情愿的进行自我剥削。在倦怠社会艺术中哈并只将这种状态概括为公击。社会中的人不再被禁止或压迫，而是被激励、被鼓舞，被不断告知你应该更好，你一定能实现自我，你要获取成就和功绩来证明自身价值。在这种积极话语的驱动下，每个人都身处自己的劳动营中。其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而当我们不产出也不消费时，我们既违背了工作伦理，也脱离了消费与进步的叙事，我们就突然失去了时间的合法用途，无聊就诞生了。
于是，无聊就代替了闲暇，成为一种被稳定生产的现代情绪。
说了这么多，那我们该如何躲好我们的闲暇呢？最重要的是资源的再分配。当我们谈论分配时，通常说的是税收、福利和收入等货币资源的分配，这当然很重要，但他们依旧镶嵌在消费体系的逻辑之中。货币分配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往往伴随着需求刺激、消费鼓励与资本积累，难以逃脱马太效应、强者恒强的路径。相比之下，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不会因为阶级、资本或政治的权利而变多。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得以运转，正是因为时间被系统的转化为劳动与货币。正因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诺社会从分配货币转向分配闲暇，某种意义上反而更为公平。早在20世纪，罗素就在赞美闲散中提出一个理念，他说，闲暇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获得闲暇。但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公平的分配闲暇已成为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闲暇并非私人问题，而是一种公共资源，它需要制度性的保护，需要去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承认自由时间的正当性。当然，仅仅拥有时间并不足够。大量休闲研究表明，即使人们得到了自由时间，很大概率会陷入闲暇剥夺的困境。也就是说，尽管拥有了自由时间，许多人仍然因为缺乏有效利用闲暇的能力，无法真正享受这段时间。因此，除了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之外，我们还需要闲暇教育，让人在拥有时间之后，还拥有处理自由时间的能力，把人从目的至上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慢一点，将更好的体验置于更快的增长之前。当然，制度层面上，闲暇的再分配可能并不容易。
那么在这个可能无法改变的世界里，我们个人还能为夺回闲暇做些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们仍然保有某种抵抗的方式，那就是生活中微小的重启。首先去重启我们的认知吧，我们可以改变对无所事事的负面看法，承认它并非懒惰或失败。消费主义也不是理所当然，它不能定义你的身份，也不能决定你是否幸福。不热爱工作也没关系，不符合他人的期待，这当然可以。相比接受新的观念，大脑往往更愿意用旧有经验去解释世界。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认知很大程度上是被塑造的。在夺回闲暇之前，需要先夺回我们认知的主动权。
在重启认知之后，再去重启我们的生活吧。在你的日程表里安排一段闲暇时间，然后保护它，捍卫它，不要让它被工作、家务短视频取代。这段时间可以用来深入附近，暂时告别外卖软件，走进社区的商铺，关心粮食和蔬菜。可以去公园里走20分钟，可以去观鸟、去钓鱼，去留意城市缝隙里的植物，或者去创作吧，去写作、去拍照、去捏泥巴。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也许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我可以做更多事，而是终有一些时间可以什么都不做，却不再感到内疚和无聊。
本期视频从自由时间出发，分清了工作制度中的闲暇困境。而现代工作制度在社会学中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话题。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或者想看更多关于社会与生活的深入分析，欢迎关注我。在这里，所有的理所当然都值得追问，我是泽泽，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