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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再版的补白
以我目前的身体情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今中国，社会关系“呈现撕裂状态，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大重要社会阶层，每有明显的互相嫌恶甚至敌视现象，而且每一方都同时反感另外两方……”
更进一步，是不是工人暗中却想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和知识分子会暗中想成为彼此？没人想成为工人…😌
，某些工人和某些知识分子，往往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并且确实的，也往往会表现得相互敌视
2000年前后由农村中青年而变为新时代工人的人——他们是今日之中国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又据我所知，基本上并不跻身于那种“敌视”关系——他们很超脱。
据此得出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两大关系已处于“撕裂”状态，所依据的又仅仅是对特定之历史时期与历史人物的分歧或对立观点——即使往往呈现得相当敌视，就社会学的结论而言，肯定是引证不充分的。
旧时代期间，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派系，另一个派系是统治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 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地位有了新的变化，于是派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中间是何种因素，通过怎么样的变化，进而产生此种结果。若想要干预，以维持多方的平衡，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举措？ 继续看下去。
意识里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是敬意使然。
20世纪，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既古老又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城镇人口仅有六七千万而已。
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两大群体，缺少先天的、血缘上的联系
当1949年前后的老、中、青三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谈及父兄以及家族亲情时，即使出身“红色”家庭的人，往往也多谈的是市民或农民。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再教育”，惯性上是将他们支配到农村去。
我是文学青年时，仅读过《上海的早晨》和《铁水奔流》两部——大约是1949年以后仅有的两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
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工人阶级是“神圣的阶级”，这一不可动摇的地位被夯得很实。
而在“文革”十年中，工人阶级由于主要承担起对“走资派”“臭老九”以及其他“黑五类”的监督、改造的“特权”，社会地位变得空前优越。其优越与物质无关，完全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
“走资派”“臭老九”和“黑五类”是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含义。以下是这些词语的解释：
- 走资派
“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这一词语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指那些被指责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推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当权干部。它反映了当时对一些领导干部的错误批判和政治斗争。
- 臭老九
“臭老九”是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当时，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位列第九，因此被称为“臭老九”。这一称呼体现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极端歧视和错误对待。
- 黑五类
“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及其子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人群被视为专政和改造的对象，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和政治迫害。改革开放后，这些错误的划分和歧视逐渐被纠正。
事实乃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革”之危害性的认识，反思，很大程度上曾是相当一致的。
“我因唇亡齿寒才写了小说《钳工王》《母与女》，才写了社会时评《龙年一九八八》《九三断想》……”我“下岗”的弟弟当时也在场。他说：“那管屁用！”
而我想说的是——那些“委员”也罢，“代表”也罢，其常态的社会身份大抵是文化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在此书再版之前，写出这一事实，我认为大有必要。
还是喜欢教员那一首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前辈的奋勇向前爬冰卧雪，到了后代只顾欺负穷苦。（有些人没有良心，占了老百姓的利益。把老百该吃的蛋糕全部一口全部吃完了。）~~~只会加重社会的矛盾。
谁选的代表？代表的是谁？有些事不敢细想，就像有些视频不能看，看了就要掉眼泪…
今天听到同事分享的国庆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心里真的很难受，真的觉得命运弄人，她说现实里的一些人事真的比小说苦一万倍，惨一万倍… 平安健康的过一生，大家眼里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被很多人“嫌弃”的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其实是无比幸运，应时时感恩的了，生活真的有很多苦，多去看自己拥有着什么，幸福感会更高…
成为长白山下由日本人所“开发”的一个林场的伐木工。当年的林场如同“林间地狱”，还不到一年，包括他在内的十八个同村人，竟有十人先后悲惨地死去——
人间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这里还要加上一个砍大树。
当年与他一起到东北林区谋生的另外十七个同乡，到那一年先后都死了。
南洋割橡胶 东北伐木
想起一部电视剧《父辈的荣耀》，看一集哭一次，讲的就是东北伐木工人的变迁。
于是他成为全省林业战线的标兵、成为全国第一代劳模，与冶金系统的全国劳模孟泰、石油系统的全国劳模王进喜成为齐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典范，他们的事迹曾先后被写入中小学课本。马永顺于1951年2月入党。
退休以后，他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便开始在林区植树——至少要栽种两万八千余棵树苗，那是他亲手伐倒的大树的数量。
马永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提出要探家，会务组就安排专车送他回天津老家，并为他备了份厚礼
老一代林业系统的伐木工人因一件事一直感激他——在饥饿的年代，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建言：“伐木工人的口粮不够吃，应该增加。”居然很快就被采纳了，使伐木工人的定量由四十二斤增加到五十六斤。
，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人生，才是有幸福可言的人生，我的第一反应已不再会是当即与之辩论，而会平静地说：“那么，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他们有时所强烈表达的，只不过是曲意的变相地对现实利益的愿望。
附：中国中产阶层，注定艰难
壮大中产阶层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枣核型结构形成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乌克兰民众对征兵办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猫鼠游戏（消极躲避）
“白天不出门，出门戴假发，晚上才敢动；互通消息，玩命躲。”
表现：闭门不出、男扮女装、改头换面；民间建群实时通报征兵车位置；能跑就跑、能躲就躲。
第二阶段：暴力对抗（正面硬刚）
“征兵办暴力抓，民众暴力反；拳打脚踢、烧车、掀车、围殴。”
表现：街头冲突、追打落单征兵官、烧毁征兵车辆、掀翻执法车；外卖员、新郎、遛娃家长被强征，民众直接反抗。
第三阶段：绝地反击（极端手段）
“自己不敢动手，就找俄军帮忙；用比特币买无人机炸征兵办，甚至自杀式袭击。”
表现：给俄军提供征兵办坐标、请求空袭；枪击征兵官员、身绑炸弹袭击征兵点；民众视征兵办为“生死仇敌”。
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谈到的中产阶层，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
网络观点链接：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产阶层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得到较好满足，正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层。
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阶层主要由“中产家庭”组成。
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向上和向下的两极都相对稳定，很难再有突破。只有摇摆不定的中产，既有向上努力的决心，又时刻在缺乏安全感的大环境里焦虑。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而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农民更惨！养老金每年都涨3%左右，有些人增量就达到三四百，但大量的农民每个月一共才一二百！每个月的金额还不如人家的增量多，差距越来越大！
他们有一点儿存款，但用那点儿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能够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也是较差的。
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升为中产阶层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层本应有的经济安全之心态。
在社会保障不齐全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市的中产都不能算中产，顶多是小康。随时都可能返贫
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
这不太正常了，现在在大城市待久了一回家都说你们农村人啊就是……我小姑在上海的一个银行当职员，每年回家都是，哎呀这农村怎么样，这你们农村人就是怎么怎么样……
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属于中产阶层，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层，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出了一番事业，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
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层之一员，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吗？
大学宿舍模糊化了阶层，毕业了，牛马还是牛马
中国的大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掩盖了学生本身的差距。大家住在一个宿舍，吃在一个食堂，一个教室里学习，做一张考卷，大家就觉得彼此是一样的，其实除了高考分一样，身世背景，前途规划天差地别。所以总有人在毕业几年后问他当初不如我现在怎么比我好这么多，人家本来就比你好得多得多，只不过他的优势被一张考卷盖住了而已。
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那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它希望老百姓明了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以怎么样安贫乐道的说教，来哄劝底层。
如果把底层的通道堵死了，大家就没有盼头没有希望就会“覆舟”，但只要打开一个针眼的通道，放一根独木桥，要一小撮的人登堂入室，千军万马的老百姓就变成了俯首的孺子牛，苦练过桥本领。
易中天谈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忽悠吧！从来没有论语治天下的，从秦开始就不是，汉武帝也不是儒学治天下。真正治天下的是法家的那一套：势术法。儒家那一套是干嘛的呢？糊弄人的，先糊弄读书人，再通过读书人哄弄老百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们不要造反呀！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易中天教授的看法是：半部论语哄天下。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
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有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那里有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太敢说了，太真实了！
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
这种阶级不同于成分复杂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文化的。
孙宇晨是典型的不想做中产，直接奔资产阶层去了
那只能说明你对资产阶级认识还不够深入！不管那里的狼，都吃肉！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级雏形。但是，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提升的。
所以最重视教育的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争夺的中心资源其实就是教育资源。
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
西方的民主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
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者族群——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
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
资产阶级掌握资源分配权利，中产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人，被分配者，所以在乎社会公平。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级，草根阶级无法凝聚成一种自觉之力量
五四运动就是中产阶级影响了无产阶级
中产阶层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人士那样去轻易冒经济风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资产是知识。
中国的中产阶层能为底层代言吗？难
正如哲学家所说，使人们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攀比心理作崇。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同样，没有比较，也无从谈及伤害。自我伤害，往往是由不恰当的比较，叠加不适当的心态造成的。所以，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不是不要比较，而是看跟谁比较（参照物）、比较什么（比较标准）和怎样比较（比较维度）。
跟资产阶层比较，中产阶层的人们天天都会不开心，压力山大，更遑论平民阶层。事实上，这种自寻烦恼、自甘焦虑的不当比较，徒增祸害。诚然，对待压力也要一分为二：有的人能够变压力为动力，成为自我奋发奋进的源动力；有的人却只能由一个压力变成两个压力乃至更多个压力，直至抑郁自闭、身心崩溃。
自洽，某种意义上就是自我和解，不要太跟自己较真，过不去。凡是能够自洽自适、自律自处的人，大多智商情商财商都会有不俗的表现。
“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清，以为他在和我打招呼；我站在一百楼，有人骂我，我听不见，眼里只有万里山河。”
中产阶层在西方，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体现为主张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
最近发生在漂亮国的路易吉枪杀保险巨头公司ceo，何尝不是中产阶层的牺牲抗争。路易吉虽然高材生，原生家庭算是小资产阶级，看他生活支出是中产阶层。
中国之中产阶层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
人活着有余力总要做些什么？比你强的人不需要你帮助，你的锦上添花往往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真正需要你帮助的是比你弱的，小则父母兄弟姐妹，大则社会贫民，你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你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三十年了，中产专骗底层，直播间一口一个家人们，低价的东西高价甩卖
底层和中产阶层，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中层也想当跨越阶层啊，也想当资本家。就算现在还没成为资本家，也不耽误跟资本家一样剥削劳动人民
第四章 当代知识分子
当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属于中国当代中产阶级之列吗？作者分的时候其实没有MECE
MECE（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原则，中文常译为“相互独立，完全穷尽”，是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的一种结构化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核心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拆分问题时，确保各个部分之间不重叠（相互独立），且所有部分加起来能覆盖全部可能性（完全穷尽）。
- 相互独立（Mutually Exclusive）
· 指划分的各个类别、要素或子问题之间没有重叠，彼此清晰区分。
· 目的：避免重复分析，确保逻辑清晰。
· 例子：将人分为“男性”和“女性”（通常情况下互斥），而不是分为“年轻人”和“学生”（可能重叠，因为学生也可能是年轻人）。
- 完全穷尽（Collectively Exhaustive）
· 指所有部分加起来能够涵盖问题的全部可能性，没有遗漏。
· 目的：避免忽略关键因素，确保分析全面。
· 例子：将一周天数分为周一至周日（穷尽所有天数），若只列工作日则遗漏周末。
而文人群体，不管数量多到怎样的程度，若没有“科研”一族和“工技”一族与之共存同伍，竟而以知识分子阶层自居，则何异于一橘而冒百果，甚是荒唐。
古代并非完全无科技人才，有工匠、历算家、医家、水利技师等，但确实地位极低、不入主流、不成阶层，无法形成独立群体，撑不起完整知识分子阶层。古代都是接班，不用学其他的
但是在古老的“工技”方面，我们也似乎只能说我们的祖先并不比任何域外异族的祖先们笨，却不应该过分强调我们的祖先们最善于创造
目前还没发现什么被全世界公认的历史记载，能肯定地证明耕种的技术是外国的农民向中国的农民学的
哈哈，连轮子都是圆的都想不到吗？黑非洲直到被殖民都没发明出轮子，只能把东西顶在脑袋上运输。玛雅文明连轮子都没有，绝对的封闭性很难产生创造。
简单的东西都能独立发明吧，毕竟全世界车轮都是圆的
有些较真的外国人便提出异议，说那槽上得封盖住一小块玻璃，以免水洒掉。既然它上面的玻璃是外国人先造出来的，它当然也是外国人先发明的。
就算水平仪是你们发明的，但其发明思维，显然早就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头脑中了。你们没听说中国有句古话是“一碗水端平”吗？这就等于我们中国人最早提出了“水平原理”。
于是“老外”张口结舌，哑然而怔。
因为我老父亲当年既是瓦工又是粗木工，故我曾见过两种“水平仪”——一种是前边讲到的木体的，槽内注的是水，此为当年的“中国造”
另一种是铜的，槽内注入的是一滴水银，槽的正中有一小洞，倘所测之面水平，则水银球儿必滚入洞内，此为当年的“外国造”
我至今也不知哪一种造在先，哪一种造在后。
山西陶寺遗址（约4300 年前）：木质 “水平仪”（木架 + 盛水圆筒） 不信外国还能更早
其实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就古老“工技”而言，全世界的劳动者的智慧是难分先后难论高低的，都曾涌现过许许多多能工巧匠。他们的某些发明，至今看来都是同样令我们当代人钦佩的。
谈古代就一言以蔽之，把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科技忽略不计，谈近代就对西方各种溜须拍马，作者你为何不客观点呢？
当欧洲的孩子们在“公学”的课堂上接受化学知识和物理知识的时候，中国的孩子们中的幸运者，却仅仅能在私塾里背“四书”“五经”，以及孔孟老庄们“曰”……
当飞机、坦克、远程大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发挥着狂轰滥炸的威力时，中国军队的装备基本上还是刀矛箭戟……
而仅仅二十年后，中国的第一代“科研型知识分子”还在胎中的时候，美国的汽车已经骤增到两千六百万辆
自豪是允许的。但不能自高自大。”
我们无须多费笔墨在此声讨旧中国的教育内容和制度的误国之罪，因为这是早已由历史做出定论了的。
延续了十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科举制度，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异化成了怎样的一些人？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文人”通向仕途的独木桥。
直至清王朝覆灭，大小官僚盖由圣旨任命，哪怕是九品芝麻官的一名小小县令。
“等级森严”的猴群在由于近亲繁殖而实力萎缩削弱的情况之下，也是会凭动物的族群本能而“招募”异群的强壮的猴子的，并授以小权善而待之。
这个比喻也太形象了。所以，也为最底层的新鲜因子留有了一条独特通道，否则就会彻底腐朽溃烂。
这个道理可以解释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平民能突破阶层，既是你的天赋和运气，更是既得利益者维护统治地位的必然需要
但“京试”毕竟三年才举行一次，而且状元仅只一名，榜眼探花进士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十来名。其余绝大多数，皆落陪考下场。
他们满脑子的孔孟之道，老庄之经。而孔孟老庄，是极端轻商蔑商的。经商相悖于他们自幼所接受的“传统思想教育”。医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所不懂的。
倘当不成官，满腹经纶，一胸才气，岂不是毫无用场了吗？倘当不成官，不但枉为“文人”，而且简直就枉为人了
一旦中选，当了地方官，便一心巴望着有一天入京做朝臣。一旦做了朝臣，便想当宰相。
他们的主张，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治民方面，数千年来几乎如出一辙，老生常谈而已。这一点翻开历史看看就全明了。只不过这一代重复上一代的，下一代再重复这一代的罢了。
战国时期的苏秦挂七国相印，孔老夫子终于修成旷世圣贤，乃是“文人”们的千年迷梦。
苏秦游说山东六国组建合纵联盟，身挂六国相印。
底事春风欠公道，儿家门前落花多
丰子恺题在他漫画作品上的一句诗，原文是：
底事春风欠公道， 儿家门巷落花多
而杜甫的诗却是忧郁的
当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时，未必不是揣摸透了毛泽东的欣赏心理才动笔的。那一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杜甫评价最不公正的书。
“力士拔靴、贵妃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如果摧眉折腰就能事权贵，李白的腰早就弯了，不然他相看两不厌的真的是敬亭山？即便他摧了眉，折了腰也没得到好的仕途，才有了这爱谁谁的“自暴自弃”和“自吹自擂”
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吟读一遍李白的《将进酒》，就不能不感受到他被圣手挥出京城那一种巨大无比的失落，那一种一醉解千愁的苦闷，只不过失落和苦闷掩饰在表面狂放的诗句之下罢了。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
“青荧灯火不成欢，薄醉微吟强自宽。壮心真共残更尽，泪眼重将旧历看。同学少年休问讯，野人今已抛儒冠……”
众所周知的八大山人，“晚年叩门乞食，穷老以死”。
，若仕途无望，求官不成，苦读中耗过“而立”之年，普遍的人生结局无非以下三类：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锦绣文章，经典诗词，不朽戏本，传世之著，几乎大部分是他们笔下产生的。正是大地留书卷，儒林代子孙。没当上将相侯之官，倒修成文史哲正果。
“一杯消长夜，孤烛坐深更。饥鼠分行出，寒鸡失次鸣。此时心眼静，历历悟浮生……”
全世界古代的“文人”们中，唯中国的这样一批“文人”为数众多，亦最堪怜。
古代文人四条出路：
1，当官
2，当幕僚门客
3，有钱的游山玩水当居士
4，没钱的如农民种地
“五四”时期，旧“文人”皆成遗老，或早已故死于新旧两页史的夹缝中。新“文人”们，曾起到过新思想的呐喊者和马前卒的作用。
我第一个想到的即是鲁迅先生——新思想的呐喊者和马前卒，他笔下的孔乙己则是“老文人”的代表，酸腐而又穷困潦倒，与鲁迅先生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代社会“老文人”和“新文人”依旧存在，但是判断的方法变得简单了许多即能否将知识变现以及与群众的紧密程度。
海外华人科学家纷纷曲道归来，报效国家。此时，中国才有了第一支科学家队伍。
但当年科学家型的和“文人”型的两类知识分子加起来，也是不足以用“阶层”一词概论的。但是，称这一群体为知识分子，毕竟是比较的恰如其分了。
新政权不喜欢旧“文人”，而又偏偏抱有成见地将他们中的一批看待成旧“文人”。
不喜的原因是什么？思想的腐迂？邓公接过来说不追塑过去的错误是对的，不然又要重倒苏联的修正主义
浩劫”后的事业、生活、待遇，乃至“平反”与不“平反”，早“平反”与晚“平反
一概等切身利益，莫不完全取决于党，仰仗于国。
连身家性命都归属于党国，切身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当官。知识分子当官，比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当官好。“公仆”知识化，也远比“公仆”工农化好。当然更不嫉妒。
一位外国的学者、专家、教授即使做了官，十之七八依然希望世人首先承认自己是学者、专家、教授，其次再视他为官员。在许多国家，官员绝不比学者、专家、教授更受尊敬
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学者、专家、教授的身份，乃是他终生自珍自重自爱的身份。官的身份，往往被他认为是附属于那一终生身份的。
学者、专家、教授暗含的都是对个人能力和影响力的认可，官员首先是对职位的认可，显然前者与个人更密切，算得上硬通货，而后者在不在位更重要。自己作为自己的投资人，当然得更重视自己这个个体，多宣传个体性元素也是理性选择。
“我是教授，我是教授，议员不是……”
感觉这位教授的意思是：你们讲话好脏啊，你才是议员，你们全家都是议员😀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快起来。
哪怕他在专业方面实际上一点儿也不比他的任何一位同行高明。而在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做官，又几乎是寻常现象。如果他被介绍，当然更愿意别人首先介绍他是官员，他觉得这相当重要，体现着别人对他的敬意的程度。
曾经那些从工业局改制为企业集团的单位，原局长原处长改叫总经理和部长了，但十年了，你要是称某总某部长他不爱听，就爱听某局某处。十年后新来的高层新提拔的中层还是那样，二十年后依然。
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这正好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是从政。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
如果他们由京城到外省市，或由省会城市到中小城市去，他们是官员的身份，必定比他们是学者、专家、教授的身份受到更殷勤的接待。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即或仅仅是省市一级的，甚至仅仅是地县一级的，这殊荣若不印在名片的前几行才怪了呢。
想起某位网红老师，到处说他现在是某某市人大代表，当地只有40多个，他是其中之一
我以前就遇到过，被追尾了，后车还说是我的问题，跟我说自己是政协委员，报警也没用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官本位，一生之追求。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人上人。既然这帮人都是饱读诗书，为何不曾想过，要更新思想呢？还是读书读到死胡同里了？能受到他人尊重，难道就是用权力来震慑住其他人？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其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
为了追求真理是假，追求当官是真。带来的一切荣耀，便利才是目的。哪天当官的不受那么欢迎，排场不大了，工资待遇不高了，没有人众星捧月了，大概当官的梦就没那么高昂了。
但他们在专业方面有过什么成就吗？这我们就需要很认真地回忆回忆了。也许终于回忆起来了，但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最终还是回忆不起来。
多么好的感觉！”
好了好了别骂了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又中国人那么地善于将许多原本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事涂抹上浓浓烈烈的政治色彩，最终使之彻底地政治化起来。
最近在接触一位著名医疗领域专家 是打心里的佩服，但不知为何，他要追逐的不是更努力把科研、把临床患者救治到极致，而是要努力追求那份“官”位
当战争来临，这些靠人情世故迎来的所谓“少将”，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击退敌军
你们在”政治化”这个词的限定上有分歧。蝴蝶效应肯定存在，但是到底多少事事关大局，这和灵活度就大了。当然可以说所有事都是政治，但要考虑好此种逻辑最后是什么
你确定外国不是这样？
LGBT？动保？环保？移民？少数裔（亚裔不算人）？
但是我认可作者说的官本位，本来官僚主义思想就存在。
他们早已都具有这方面的难能可贵的觉悟。
表态在中国是大人孩子都善于的，而且早已形成一套“程式话语体系”。那一套程式也是他们早已谙熟了的。程式即规则，规则即原则。所以表态的话语又差不多是最简单的话语。
但是即使表态，知识分子头脑中所思所想，是否总该比中小学生多一点点内容呢？
似乎更喜欢简单的，内容完全一样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同的那一种。异口同声的那一种
而有时“科研”型知识分子们的铿锵响亮，掷地有声，又管教专善此长的“文人”们刮目相看，自叹弗如。
如果仅仅是知识分子们聚在一起开次什么会，并无官员到会，往往找借口推搪了
如果有他们心仪已久的大官员到会，则他们必去不可。去之前，怎样发言，腹稿是准备了一遍又一遍的。如果那官员准时到会，他们一准抢先发言，要的是“先声夺人”的效果，而且往往会越说越激动，似乎难以收住
他们闭目养神，心不在焉地听别人发言。官员一到，他们顿时精神抖擞起来，恨不得打断别人的发言，夺过话筒。他们做知识分子的最大才华，就是一旦发起言来，官员的点头率高。
他们的真诚又是大打折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都太清楚这类人物的品质究竟如何了。而某些喜听媚词的官员，又是多么地恩宠于他们啊。
知识分子们渐渐退化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渐渐失去了社会存在的特殊意义，失去了自尊，变得庸俗了，变得善于说官们爱听的话，善于逢场作戏了。
尽管“相当于”，尽管区别还是显著。
。某些官们当然也有自己工资以外的“创收”方式，但那是很危险的“游戏”
学者、专家、教授们工资以外的“创收”方式，却是受鼓励的，而且是成就的一方面，并且可能很受市场欢迎。
在传统的仕途和现代的市场二者之间，知识分子们每每陷入选择的困惑。
知识分子们都较看重价值的长久性，都希望自己的脑力劳动的“知识成果”不仅速变为钞票，而且能在“科研”和知识的本质意义上有所贡献，并因此贡献令世人瞩目。
要不，翻阅翻阅中医资料，说服一位投资商，再推出一类减肥药或者增白霜？而且来它个系列的？但同行们将怎么看？是不是会显得太功利第一了？所以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得微妙了。
的确，知识分子在官和利方面，开始变得态度暧昧不明患得患失了。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而知。
清贫的学者、教授、专家举不胜举，他们中相当多数的人家，几乎绝无私产可言。
最要命的是，普通人的认知，这类人就应该甘于贫穷，如果富裕或者露出渴望物质提升似乎是多么不道德之事，而遭到口诛笔伐
如果到十位学者或教授的家里去拜访一下的话，会发现至少其中的五户，除了住房较城市平民宽敞些，除了多几排书架，家中其他一切是非常平民化的。
北影厂现任生产厂长马秉煜是水华的弟子，他在世时曾对他这位弟子坦言：“小马，不瞒你，如果厂里不派车，因急事出门我都舍不得花钱打‘面的’……”
教授父母供一名大学生当然不成问题，供两名已有难度，供三名自然是倍感吃力，拮据状况不言自明。
学者型教授型知识分子，又要比“科研”型知识分子的生活富裕些。
他们教学之外，埋头学问课题之余，时间还是有的，精力还是有的，正可与“文化市场”接轨，发挥所长，辑古成书，论今为著，倘勤奋，稿费较可观
是的，他们教学之外，通过开公司办企业与市场接轨，成功把教学变成了副业。
办公司的又多是科研型的教授，用技术融资。社科的多是搞培训、编写书籍
据我所知，是教授还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兄，其“洛阳纸贵”一时的《文化苦旅》等散文集，就是研读中国古代戏剧史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且由这“副产品”的传播，学者之名更加四海皆知了。
这一股通俗社会科学读物的汹涌出版浪潮，实质上更是“社科”型知识分子声势浩大的经济“自救运动”。
试问有几个教授学者的初衷如此单纯？
那为什么不可以说是把束之高阁、晦涩难懂的社会学科知识以更令人喜欢和接受的方式以传播呢
心理学学者挂牌开心理诊所。搞近当代中国历史的撰写“弘扬爱国主义”专题电视片。搞文学评论的改做散文家、杂文家。搞党史的不失机遇地配合时事紧锣密鼓出版“革命思想传统教育”丛书……
本有真才实学的，必埋没不了。想有真才实学的，必会自己心中有数，留份精力积累学问。而可能并做不成什么文豪做不成什么大学问家的，自己将自己“搞活”起来，实为上策。
又好比我自己，虽然再怎么勤奋也是当不成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再听了口出“浮躁”“可悲”者们的冷嘲热讽，连二三流小说也不创作了，岂不成废人一个了吗？
其实他们连“浮躁”的人们做着的事也是做不来的。那么，我想斗胆说一句——这才可悲！如果还穷酸着，则更可悲。
化学除了是教材怎么可能变成大众读物？教材利润虽高但归属出版社，教授们并拿不到多少稿费。所以，自然科学、理工范围的学者教授们的清贫几乎是无奈的。
但从事基础知识和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教授们怎么办？
地质学家们教授们呢？发现了油层矿藏，他们也是不可以提出“入股”开采的。
啊？这是为什么，发现了金矿的人竟然不可以在挖矿的过程中分一杯羹，离谱
但毕竟有永远也“火”不起来的学科，永远冷寂着的学科，从事那一学科的知识分子们，也就因学科的冷寂而默默地固守着清贫。
他老伴儿常年生病，他每月一千多一点儿的工资还要补贴儿女们的生活。他的“礼轻情义重”的想法，我是非常理解也非常体恤的……
照顾媳妇是应该的，但是儿女大了自己养活不了自己那也不能说教授挣钱少，不够给儿女补贴呀?1000多块钱放在现在依然有很多人拿不到这些钱，儿女大了就该自己想办法挣钱，不能怪老人没钱补贴，难道不应该是儿女主动想办法挣钱吗？
文人墨客在那个时代享受了时代红利，现在依然是敬重文人。可是农民勒紧裤腰带交公粮的时候，饭都吃不饱交公粮建设国家，现老了每月领100块钱养老金能干啥?
也不算算，医保一年交几百，老人一年吃喝拉撒睡不花钱吗？生病了还得去医院每月100能干啥?
退休金每年几百几百的涨，不见农村老人养老金见长，每年医保交的钱倒是年年在涨。国家发展起来了不能忘记每一个为新中国做过贡献的人，包括农民，不能因为农民听话老实，就不考虑他们的利益。每年要不到工钱的永远是农民工！每年都说在解决，可每年都会上热搜。
其实普通人就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戴建业老师, 是否也是如此
原因是那弟子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存了一个私自“创收”的心眼，多背回一些古生物化石卖了。
不久他的另一名弟子弃学了，干脆去摆摊儿卖起石头来。如果一位考古学学者的月工资比卖古化石的人的月收入低到没可比性的程度，似乎也就难怪弟子叛师了。
工人“下岗”，他们也只得陪着“待业”。他们中不少人，当年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是“高材生”。
卖大饼炸油条当然也是行的，但后学之技，难能在街头巷尾的竞争中站住脚。
哪有那么容易…就算是滴滴，快递，也是不好干的
做丈夫的说——是老乡，也就不怕你们笑话了。我们女儿也在厂里，“下岗”了，女婿一块儿“下岗”了。今年入冬，女儿开始“上前线”了……他老伴儿是去为女儿祈祷。
他叹了口气，说是去歌舞厅伴舞啊！摆摊儿要本钱，女儿女婿没有。冰天雪地的，也不是摆摊儿的季节……他又说——他老伴儿已经查出胃癌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还没走极端，已经是很有道德底线了
98年国营企业改革时候确实很多东北老公带老婆出去….的
如果没有曲婉婷这类人，他们本可以过得好很多
我听得揪心，掏出钱包，将仅有的二百元硬塞在他手里。我老母亲也从兜里掏出一百元，噙泪请他念在老乡关系上给个面子收下……
在中国，在当代，用“一大批”来形容如此生活境况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许是夸张的。
或许，只有用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常用的五个含糊不清，任人推想的字来形容才恰如其分？那五个字是——“相当一部分”
如今觉得这五个字如此绝妙！学习了，中文之博大精深，不由得叹服备至
如果没有国家的体恤和关爱，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堪设想。
本来就是国家政策造成的，国家理应弥补。怎么还要感恩戴德了？！
。重工业和大厂是这些早已不再年轻了的知识分子们知识能量的载体
。中国没有的中国陆续引进着，而且所谓大厂的概念已经改变，从前几万人十几万人才算大，现在一二万人就已经大得不得了。
新时代浪潮里的互联网大厂，伴随着转型和经济下行的裁员，何尝不是造成了一波巨大的冲击？ 互联网大厂里那些消失的非管理层的40岁员工都去哪里了？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世界上任何一种先进，都意味着此前某一行业的大面积萎缩、淘汰乃至消亡。
电脑联网必将在下一个世纪猛烈冲击邮电业。
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而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它业。好比在三峡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不是在动工之后。
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逐渐取代旧的生产力时，如何引导和安排好旧生产力场域中的劳动者，也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这是因为三峡大坝建成后，大坝储水会淹没很大的区域，而这些居住在库区将被淹没处或者地质脆弱区域的居民必须移走，也必须解决移居他处致贫问题。
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冲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
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后，留下的是一批无着落的，不知如何“处理”的同胞。
“知识更新”不像换穿一件衣服那么简单。它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国家问题。对知识完全可以喜新厌旧，弃旧拥新，对知识分子不可以这样。
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愫方面的。”
任劳任怨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超境界地淡泊了名利，几乎完全忘我地执着于他们的——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的科学事业。
而在环保、环卫以及地质地矿领域内默默地无私奉献着的知识分子们，几乎无不有过相当长久的野外勘查和探寻的生活经历。某些人的野外生活，又几乎占他们人生最美好年华的一半。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啊不，说得绝对了，当然还有工人和农民。
在21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脆薄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其他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
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这乃是中国近当代历史与西方近当代历史极其不同之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区别，其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的现象颇为丰富。
知识分子没有形成阶层，同时也未能在中产阶层中占据重要成分，这就导致了1. 知识分子的发声不成体系，发言只为了部分群体甚至个人 2. 中产阶层的发声缺乏知识分子所能提供的深度和广度增益，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中产阶层似乎不能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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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平民，乃中国当代城市中为数最广大的阶层。综合近年有关社会调查资料，显示他们约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们多是工人；其次是几乎一切服务行业的服务员；再其次是一切中小知识分子，以及可纳于区政府至街道委员会“行政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按照过去的，亦即新中国成立前的说法，是可称之为“小职员”的那些人。
而在十年至十五年前的一切中国大中小城市里，“全民”性质的或“集体”性质的一切大中小厂，乃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西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游客到南非某一发展中国家旅游，当游船靠岸，他们为了取乐，向海中丢抛容易沉水的小物件，于是该国的穷孩子们纷纷从岸上跃入水中争相捞取。捞取到的，可获一美元奖赏。
在译后记中，这样提示读者——此篇小说反映了作家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强烈憎恶，以及对本国穷孩子们的极大同情。
这同情像儿子对父亲的同情一样无虚无假。因为我的已故的父亲，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因为我这位中国作家，乃是中国工人的儿子。
读到这里搜了一下，才发现作者是《人世间》的作者…..
原来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70年代末，中国工人们是这个地球上所拿工资最低的工人。
低到最初月工资仅相当于那一篇外国小说中一个穷孩子的日“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尽管那些穷孩子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是屈辱的也是冒险的。
中国工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对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赐和幻得的“荣耀”，是愚弄人的。
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所以木工，尤其细木工，亦即手工工艺型木工，在当年是中国工人心目中的“黄金工种”，大约全国加起来也是不多的。据我想来，肯定比今天全国流行歌手的总数少。
当年中国工人在退休之年能升到七级工已相当幸运相当令人羡慕甚至令人嫉妒。在升到六级工时退休的人数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任何省市，任何企事业单位，倘没有接到国家发布之统一文件而私自涨工资，都将被认为无视国家法令，受到严厉查办。
道理是那么的简单，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不愿因给工人涨工资而触犯国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中国城市平民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粗茶淡饭尚能饱腹。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大人孩子有一套或两套还算体面的衣服可在特殊的日子里一穿
家家户户都有一两只旧木箱，那木箱便是专用来装那样的衣服的。有时大人的一件衣服，十几年后几乎还是新的。
我的奶奶便有那样一只木箱子，里面放的是她认为好看的衣服，以及她的子女们给她买的衣服。她不舍得穿，都放在那只箱子里。以至于她走后，子女们整理那些衣服时，都几乎是新的。
对于中国平民，当年大抵是为了饱他人之眼福，同时意识上安慰自己毕竟还是平民而非贫民，才舍得一穿自己较体面的衣服的。而尤其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头脑里是根本不会产生服装过时这一种想法的
。平民家的儿女，当然包括工人家的儿女，一件新衣不但要穿多年，而且长子长女穿小了，要由次子次女接着穿。倘还有三弟四妹，则必顺序“继承”着穿下去，直至无法再补了为止。
当年，中国平民家庭卖的“破烂儿”最是不折不扣的“破烂儿”。
每个物件，都被压榨到一丁点价值不剩，这个时候，才能叫做垃圾。
当年，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城市平民阶层中，约有百分之五十是工人之家。
他们和她们每月的退休金，1988年以前大约是七十多元八十多元，与年龄几乎相等。1988年以后至今，加上各种国家统一的“补贴”，普遍在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元之间，与目前失业工人们的社会救济金所差不多。
甚至为个人树碑立传动辄几千万上亿元铺张挥霍地制造政治风光的现象，真不知会叫中国工人，或虽不是工人，但稍有正直的社会看法的人士怎样思想才好。
独生子女父母有一个主要的好处，那就是只需为一个子女操心。也有一个主要的坏处，那就是只有一个子女为自己们的晚景操心。
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像某些对中国一向抱极乐观态度的人士们所谈论的那么轻松。
所以如果当年一个姑娘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那么她想嫁的起码是一名工人。
十元之差当年意味着能多养活或少养活一口人。当年一个中国孝子给自己的老父老母的赡养费，每月普遍也就五六元。
在女性的眼里，他们养家的能力肯定大打折扣。
其余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商业服务业总貌，几乎无不可用“灰姑娘”或“丑小鸭”形容之。
除“三大商场”，当年哈尔滨市几乎再无从业环境像样的商店。更多的是星布于每个社区每条街上的中小商店
倘无炉体和烟囱供暖，营业员八小时以内必冻伤手脚。
他们若进不了工厂，大抵会被分配在如此这般的小店。又大抵从卖盐碱酱醋、咸菜萝卜土豆开始，因为这是论资排辈的起点。
还有一个成了借酒浇愁的酒徒，贪污过七十几元，结果锒铛入狱，发配往边陲劳改，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国家很重视树立服务行业的模范、标兵、先进人物。
人可能做到在危急时刻不顾个人生死勇往直前地救助他人，但人不太可能在漫长而又寻常的日子里，“全心全意”地只想怎么样为别人服务。作为一种服务要求这是不切实际的，是对神的要求，不是对人的要求
当年中国树李素文为全国先进典型，正是针对当年服务行业其实相当缺乏敬业精神的状况。普遍的从业者们的社会委屈感抑制了敬业精神的自觉发扬
综上所述，中国当年之平民阶层中，生活水平最低的其实还不是工人，而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们，因为他们的工资收入比中国工人更低。
服务行业是城市的“脸”，城市在分配工作时考虑到了这一点。
“大中商店的店员，要尽量招较漂亮的姑娘，起码让人眼里看着，心里舒服。”“文革”中他的话自然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除了中学教师例外，他们和她们一般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小学教员一般毕业于“师专”。中学教员则必是大学或“大专”毕业生。
初中毕业时填的升学志愿的第一栏，便是那一所“师专”
“师专”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简称，是大专，一般教初中，不会教小学；师范学校才是中师，是中专，一般教小学。
但我成为作家并不感激“文革”。非是“文革”使我成为作家，而是因为我从小就酷爱文学。只要文学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渐渐普遍了，我认为我肯定地还会是作家。
中国当年小学教师的工资与中国当年服务行业从业者们的工资相等，也属于社会最低工资一族。一名退休前的小学教师，工资最高大约可拿到五十六元。小学教师的工资超过六十元者全国当年寥寥无几。
当年一名退休前的中学老教师的工资，最高可拿到六十八元，比工厂里六级工的工资多几元，比七级工的工资少几元。我哥哥当年的中学老师退休前就拿到六十八元多一点点的工资，与中学副校长的工资差不了几元
有“中专”学历的财会人员的工资与小学教师相等。有大学或“大专”学历的财会人员的工资与中学教师相等。
故他们和她们可免去三年学徒，一入厂便是一级工，以后也全靠个人的能力表现和运气涨工资。
十之五六的他们和她们，迈出校门后，往往被分配在偏远郊县的小学、中学或工厂。
并且那些小学、中学、单位或工厂，并不至于因又分配去了一二个人，就真的多到了人浮于事的程度。
“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工农收入差别，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缩小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应以这样的差别的缩小为前提——将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和工人的收入不相上下；将乡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与城市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将全社会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觉悟，提高到和对脑力劳动者的尊重觉悟一样的程度。
“缩小三大差别”之口号的提出，体现着一种全面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思想。遗憾的是，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国家，其超前性好比在半导体时代空谈电脑世纪，只能算是一种无比美好的畅想。
而工人的工资，已经几乎是同时代全世界工人中最低的工资了。若削足适履，进一步压低工人们的工资以显出“缩小”，又是极为冒险的。“领导阶级”倘被逼入绝境，也是要造反的，正如他们曾经跟着共产党造过反一样。
所以三个口号只剩下了一个口号当年可以大有作为——那就是缩小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
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们，既与老百姓们的底层生活相阻隔，对国情民意也就了解得微乎其微。即使共产党请他们发表见解，即使他们中有人能够做到排除杂念，开诚布公，所言也基本上是与知识分子相关的话题。
这就是为什么提起彭德怀，中国老百姓缅怀情深，敬重代传的缘故。因为他的遭遇是由于为老百姓代言的结果
可你若接着告诉他，马寅初早在1957年以前就警告过中国要限制人口增长，那么几乎没有不肃然起敬的。你若再告诉他，马寅初当年因此被打成过“右派”，又几乎没有不替马氏愤愤不平的
怎么说呢。马一生有8个孩子，其中次子是25年出生的，依据民国时期18岁为成婚，推测其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结婚，其育有三名子女（两子一女）.(摊手），可能政策是对的，但政策最好还是不要落在自己人头上（无奈）
梁晓声有一个儿子。
根据公开资料和相关报道，梁晓声的家庭成员主要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他自己的小家庭。他与妻子育有一子。
在一些关于梁晓声的报道和合影中，可以见到他与儿子的合照，这也印证了他有一个儿子的事实。梁晓声出生于1949年，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家庭生活相对低调，公众更多关注的是他的文学作品，如《人世间》、《今夜有暴风雪》等。（信息全部来自于ai千问）
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中犬儒主义盛行，沽名钓誉几成普遍风习，重思想操守及独立人格者日愈鲜见，世故圆滑虚与委蛇现象比比皆是，已被公认为不争之事实
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予以谴责与批判；若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
现在的媒体普遍都具导向型，而非客观，公正的区阐述事件真实。
媒体的底线、使命和原则，客观真实地报道发生的事情。
如此这般的些个“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
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都必然会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
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来看，普遍知识分子家庭的水平已显然高于工薪阶层。
他们的儿女，皆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研究生博士生。这些青年，成家立业之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
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们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
不及时行乐怎么办呢？不是让活在当下吗？哈哈，总得求个心理平衡呀。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点儿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将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的民族，也是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文化自信，更要有文化带头人，精神领袖
百年间，五四新青年的影子逐渐淡薄，时代不同，使命亦不同，以前是要平天下，救中国，现在只需修身，养性，独乐，管好自己就行。那也不完全是，我们还有许多卡脖子技术上有待青年志士发奋图强，比如最近的deep seek😛
一个国家的贵族精神是所有精神贵族的总和。精神是文化的结晶品，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所以，知识分子的精气神是最宝贵的精神原料。
精神贵族是指那些在精神层面具备高尚品格和理想的人，他们超越了对物质和权力追求的局限，关注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
特征与品质
高尚人格: 精神贵族以品德高尚为特征，他们坚守道德和尊严，不受物质利益所左右。
理想追求: 他们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生存的理想，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福祉。
精神自由: 精神贵族拥有精神自由，他们不盲从世俗观念，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和理想生活。
承担勇气: 贵族精神包含承担风险的勇气，他们敢于面对挑战和失败，并从中学习。
社会角色
文化领袖: 精神贵族往往是文化和社会的引领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他人。
道德楷模: 他们是社会的道德楷模，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什么是高尚和伟大。
精神支柱: 在社会变革或困境中，精神贵族是社会的稳定力量，提供精神支持和智慧指引。
教育意义
高等教育: 精神贵族的形成往往与高等教育有关，大学成为培养这种人才的摇篮。
个体发展: 教育者认为，具备成为精神贵族天赋的人应追求接受大学教育，以实现个体精神的成长。
人和人是不能走的太近的，不然会受到他精神文化的辐射和浸透。如果对方不能加强自己的固有观念，会影响自己往上蹦哒的心态和力量。如果对方不断的强化自己的固有观念也要考虑一下会不会过于激进出现风险。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的探索。
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组成，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是粗俗野蛮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自由传统必将消亡，爱国主义所蕴含的合理历史精髓也将荡然无存。毫无疑问，爱国情绪必将延续下去，因为人们缺乏的不是慷慨之气。
他们有各种冲动；他们缺乏的是经验，因为经验的积累意味着高级机构的建立，而这些高级机构联合起来便能形成一个贵族社会。—桑塔亚那
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族春节时的一次聚会，在县城当老师的姑父大发闹骚，说自己买了个新房还要还贷好多年，很羡慕在农村的大舅，大舅直接怼回去，那咱们来换换，姑父直接噎住了，讪讪地笑了笑。哈哈哈哈，玩笑都开不起
所以他们也常对儿女们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说：“孩子，咱家能不能过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么样了。”
背负着这么沉重的枷锁，孩子真的走的远吗？最好的教育是以身作则的去影响，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怎么能把这么大的压力给到孩子呢？自己去做那个富一代不行嘛，如果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去要求孩子做到呢？普通平淡的生活不香嘛！
所以，一个家庭一直在期望着出一个“拯救者”…
听到这话就PTSD了。有些凤凰男或凤凰女甚至自己认可这个说法，主动承担这种“责任”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们，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有什么区别呢？
那样的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几天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
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是平民人家所能交得起的
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
而一迈向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们容易点儿，工资却是高不到哪儿去的。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成为“愤青”太正常了；太自然了；太必然了。否则，倒有点儿怪了。
这段写得未免太真实
普通家庭的孩子背负着家族改换门庭的压力，父母用知识改变命运激励自己，读十几年书出来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而自己只有一张将自己从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的文凭，说白了大家都是耗材，现实令人难以接受最后就变“愤青”
这节可能只是让读者了解平民阶层的问题，了解其现象，可是解决之道是什么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必会造成自杀自残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
社会的阴影里总有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之前有个学者研究，说的是家里越穷的人越容易当贪官，他们对金钱的渴望是刻在骨子里的
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
凤凰男有其无奈吧:当你奋斗了20年，每一刻都在想着考上大学就好了，结果发现只不过是在城里过父母那样的生活；奋斗了20年拿到了博士，到头来还不如最终生活城市的拆二代（即使他们什么都没有，光靠会投胎这一项技能就可以获得几百万拆迁款），那种不公平感怎么可能让年轻人冷静。
这时候还有人再用没有绝对的公平来解释的时候，只有那一句，谢谢，我有保持愤怒的权利，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是对自己20年的奋斗一种亵渎。
大抵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
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中的男主角。
于连（Julien）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巨大野心而孤身一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辛苦地奋斗着，其间不乏种种不光彩的手段。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和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无情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内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他们的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别的同代人缺乏更多说之前的心理负担和勇气。
他们的是农民的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也是高兴的。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
我老爸从小对我毫无要求，只要健康快乐就好。我老妈从小给我灌输要努力不要被看不起的思想😅导致我经常一会躺平一会振奋，极其矛盾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们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们家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
如果他们感到实在打拼得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将身心修养一段时日，调整一段时日
家乡就是我的精神疗养院，那里有我从小见到大的邻居，有我熟悉的田野山川，有我快乐的童年。虽然开车要几个小时，我依然会时不时回去一次，什么都不想，就吹吹风，走走路，见见人，睡个安稳觉。
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就截然相反了
这一类青年想要走出农村甚至出人头地，往往需要扒掉几层皮，原生家庭、自我认知、学识能力、社交能力、资本原始积累
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北漂多年，何去何从？！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
他们连县里和省城也难以回去，因为县里也罢，省城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那样的农村，通常也不会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母弱出商贾，父强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好可怜呀，做啥都不是。读个书还要被别人标签上知识分子，大学生的荣誉称号😂😂。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样的开篇真是太好了，简直是绝妙啊。好与坏两种极端，形成鲜明的对比，什么是好的时代，什么又是坏的时代？还加上一个程度词最，更加让人浮想联翩，为什么这样一个时代有两种极端？从而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中国足以寄托希望的青年。
相反，我觉得当代青年充满希望的，
❶如作者所言，中国关键在中年，请问是谁把水搞臭的，青年的已经在帮中年擦屁股了，还要怎样？
❷以近几年陈祥榕，肖思远等烈士，牺牲的消防员，缉毒警察，哪个不是青年？不是中华好男儿？
❸再者说封建那一套，尤其在现在中年人中最体现，敬酒要低于对方等等，显得尊重对方，你爱喝喝不喝滚。
其余的有缘书友补充，谢谢！！
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强烈……
关于“体面”与“尊严”的思考
一句是——“要使我们的人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另一句是——“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意味着普通人不用为了基本生存委屈自己：工作能拿到合理报酬、不用被迫加班到深夜，生病能看得起医生、不用因医疗费发愁，老人能有安稳的养老保障、不用担心老无所依。
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只有让机会对所有人平等（找工作不看背景、上学不拼关系），让规则对所有人公平（法律不偏袒强者、资源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体面与尊严”才不会只停留在口号里，而是能真正落到每个普通人身上。
就像现实中，国家推进“反垄断”“打击就业歧视”“完善社会保障”，本质就是在通过维护公平正义，为普通人争取“体面生活”的空间。
2024的流行词：牛马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是21世纪人的高标准高品质的生活描绘；恰恰相反，是起码的。
体面”是指不使自尊心感到羞臊的状态
“体面”的生活是可量化的吗？
符合“中国国情”的，“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其后一定要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数字表述。政府与国家，国家与全体公民之间，更多的时候数字比话语更具有说服力。
而普遍的现象是，说教者们本身其实大抵生活得较为“体面”。
“体面”的生活首先是物质的生活品质，“有尊严”的生活建立在此前提之上。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第一是生理需要，第二是安全的需要，第三是社交需要，第四是自尊需要，第五是自我实现需要。体面和有尊严是第三第四阶段需要，而我们大多数人还活在第一层次生理生存需要
贫富差距指数（中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口几近一贫如洗）、腐败指数（三十年前贪污受贿百万元即是惊天大案，如今几千万稀松平常，几亿十几亿几十亿社会也麻木不仁
社会透明度指数（中国有那么多电台、电视台、报、刊，有世界上最多的新闻工作者，但只要某个大人物一句话，每令鸦雀无声，集体失语）
一个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财富分配正义原则的社会，即使每天都阳光明媚，人心也还是寒的。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对技术人才也不能放弃文化要求
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强肉弱食，这是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本身并没错，这也是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力。但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拥有怜悯之心，拥有仁爱之心。如果一个人只强调对个体的爱，而丧失了对群体的爱，只强调对个人的公平自由，而丧失了对群体公平自由的追求，那与动物的区别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相对于西方，中国传统的强调的集体主义，家国情怀是更具有人性的，是更能区别人与兽的。
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通常是指通过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的学习，帮助学生理解人类文化、历史、价值观及社会关系的一种教育方式。它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道德感、审美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人文教育被视为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本科阶段。
什么是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它关注的不仅是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更是个体的思想深度、情感共鸣、伦理意识和社会洞察力。具体目标包括：
理解人类经验：通过学习不同文化和历史，认识人类的多样性与共通性。
发展批判性思维：通过探讨伦理、哲学和社会问题，培养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提升审美能力：通过文学、艺术和音乐等学科，增强对美的感知和创造力。
培养社会责任感：帮助学生认识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理解公共服务和伦理责任的重要性。
哪些课程属于人文教育？
以下是典型的人文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在美国的通识教育中尤为重要：
1. 文学与语言
文学课程：如世界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等，帮助学生通过阅读经典作品，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情感与价值观。
语言学与修辞：培养表达能力与沟通技巧。
2. 历史与文化
世界历史：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文化研究：关注特定民族、地区的传统、艺术和习俗。
3. 哲学与伦理
哲学课程：如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探讨人类存在的意义与行为规范。
伦理课程：特别是对医学、法律等职业相关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4. 艺术与音乐
艺术课程：如美术、戏剧、电影研究等，培养审美能力与创造力。
音乐课程：学习音乐理论、欣赏经典作品，增强文化感知力。
5. 社会科学
心理学：理解人类行为和心理机制。
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
人类学：探索人类文化和进化的多样性。
美国本科与中国医学、法学教育的对比
美国的本科教育
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在本科阶段通常学习通识课程，特别注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培养。例如，一个未来的医生可能学习伦理学、社会学以理解病人背后的社会背景；一个未来的律师可能学习历史和哲学以加强对法律起源与社会正义的理解。
人文课程帮助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之前形成全面的思维框架和价值观。
中国的医学、法学教育
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医学或法学专业，这种教育模式虽然专业化程度高，但容易忽视人文教育的作用。
缺乏对历史、伦理、哲学的深入理解，可能导致部分学生技术能力强，但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时缺乏全面视角。
为什么人文教育重要？
医学中的人文意义
医生不仅是技术专家，更是病人的心理支持者。人文教育帮助医生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心理需求和情感世界，增强医患关系。
医学伦理学课程可以帮助未来的医生面对复杂的生死抉择，做出更具人性化的决策。
法学中的人文作用
法律不仅是条文，更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人文教育帮助未来的律师或法官理解法律背后的道德哲学、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
学习文学、历史有助于法学人才提升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
全人发展的需要
- 人文教育培养的不仅是专业人才，更是具备批判性思维、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深度的全面发展的人。这种教育能让个人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总结
人文教育不仅是学术课程的补充，更是塑造全面发展个体的核心环节。通过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课程的熏陶，学生能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和人性，增强职业伦理和责任感。对于医学和法学等对人类生活深刻影响的专业而言，人文教育尤为重要。加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人文教育，将有助于培养兼具专业能力和人文关怀的高素质人才。
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
大学应是人文气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得也并不好。
我们回过头看来，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学说，还是不能，中考压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学吧，可小学里又不能胜任此项任务——小学生的心智还未成熟。
人文教育应该是自始至终又润物无声，小学心智未开正是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发蒙的宝贵时期，其后又应该附着生动的形式持续不断，到了岗位，每个人都有压力有诱惑，更是要持续如此。
其实初中才是普及人文教育的最好时期，这一时期学生心性未定，没有良好的引导容易步入歧途，所以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必要的
作者认为什么是人文教育？价值观的树立需要开辟专门的课堂来教吗？我怎么感觉这个融入日常生活中来自家庭、学校的引导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了？
但若仔细想一想，多少中国人小的时候，会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会把它们的脚撕扯下来，想看看没有脚的蜻蜓和没有脚的蝴蝶是怎样的。捉到一只蜜蜂，每在它的脊背刺上细细的枝条，在手里玩弄。
抱歉，在下曾整死无数青蛙，蜻蜓，蟋蟀，螳螂，蛇。哈哈哈哈，该当何罪！
杜鲁门的外孙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从课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他回家质问他的妈妈，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外祖父是总统？
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意识的解读。
可惜更深入人心的可能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是农民时代的人文思想，现在工业时代都结束了，所以我们落后了
电影《闻香识女人》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男高中生出生于清贫之家，就读一所重点中学，那里富家子弟很多
事后，他被校方要求作为证人交代犯纪者的名字。若不说将会被开除，若说了将会被保送到耶鲁大学。
他值得出卖同学以此换取自己的前途吗？
“为什么校方不能启发犯错的同学自己承认呢？没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中学教育的失败
是哦，刚刚我还在纠结要不要举报，其实就已经陷入了一种思维窠臼
防止精神内耗的好观点！
别人犯了错，为什么要我来承担？
对于校方而言，以极大的好处诱惑一个学生，无论他如何选择，要么会毁掉他的前途，要么会毁掉他的人格。以毁掉这样出色的青年作为手段，这样的教育何其失败！”
羞辱校长、吸烟都是不好的，但即使这些明显的错误，当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承诺等恒定信念发生冲击的时候，人们都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
这段深有感触，一直很反对举报机制，但是又碍于被举报的人似乎做的都是错的，应该受到惩罚。从来没有跳脱出来去看，这类问题本身应该有更好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也是对人性、人文、客观事实最好的处理模式。
当然要汇报！向阿姨汇报，向老师汇报，向校方汇报。
文革遗风，新时代红小将
现在的大学举报成风，课堂上的教授们循规蹈矩不敢逾越一步，亦是悲哀！
社会问题太多，人文不可能很快完成信仰、承诺、友谊，这些很基本的人文价值，到底应该在哪个阶段完成？如何加强大学里的人文教育？这种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非常功利的想法：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普及人文，应该很快，虽然不说会很短，但至多也别超过三年五年就能见成效。
现在初中有了道德与法制课程，已经是进行人文教育。一直都有思想品德课，可是依然提倡报告，做的和说的不一致
事实是，人文教育肯定不能这么快地完成，这不是盖楼，也不是修路
在西方，人文价值的普及用了两百多年，我们今天即使要尽快普及的话，也至少要再用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的时间。
满清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文是落后的，这一点不容置疑。西方人文和哲学恰好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他们也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目前相对落后的部分肯定是有的
中国现在的人文社科是西方化的。
说到底，发展阶段才是根本问题。技术可以抄袭，但人文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人文教育的三个敌人
社会会把老师教育给你的东西粉碎的渣都没有
现在几近于螳臂当车了，人文教育难以维系，学生难以就业，老师又为了符合考评制度全是填鸭教育，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人文教育，即便有也是少数大学才开设得起的
技术主义什么都要搞量化，可人文元素毕竟是最不能量化的思想元素。
这话既对，又不对。
说这话对的原因是人文教育的效果确实在短期内不能量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说他不对是因为人文教育的效果在长期坚持，比如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是一定有呈现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是追求短期收益还是长期收获。以现在学校与家长的作派我是坚决支持不能量化的观点的。我才搞了一年甚或一期，一量化结果表现为大概率并不具有意义，我绩效就没了，我还干个啥？
“人文”偏偏不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之文化。官僚主义最瞧不起“人文”，可它们最有权力决定“人文”的文化地位。这些人文教育的敌人，哪个都很厉害，哪个都很强势。与它们比起来，人文是很温软、很柔弱的文化品种
比如大学专业里理工科瞧不起文科的，觉得文科无意义无用处
电视台是国家公器，国家公器不体现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对的
《非诚勿扰》，相关批评已经有了。电视台是国家公器，国家公器不体现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对的。连娱乐节目也存在价值传播的问题。“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其实是某些女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不是讨论而仅仅是表现，就会事与愿违。
如果不是讨论而仅仅是表现，就会事与愿违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多数人对于信息不进行加工和提纯的，如果不加以指正，仅仅表现出来，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这种思想没有问题，因为现实迫使他们这样，甚至还有一连串的借口为自己掩饰：思想的多样化，你无权干涉。
“人文教育”的地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相对于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人文更应该被重视并加以推广，这是人类子孙万代生存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就纷纷站出来予以谴责了——而那些合同虽不违法，但等于作废了。
这些所谓“人格很健全”的人一听说有本书教人怎么变富，大家全都去买了；一听说有本书教人在官场上“厚黑”，也买之唯恐不及。这如何是“健全的人格”？
直觉上，我也赞同作者的看法。可理性一想，这么嘲讽买这些书的人，有点过分，站着说话不腰疼。明显缺少对买这类书的人的了解。他们没有资源没有渠道也没有权利，大部分都是本书中说的平民或者贫民阶层。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和渠道，他们也不会。
强势的官僚主义本能地嫌恶人文文化，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官员，人文文化往往不能成为政绩。相比而言，修了一条路，建了一处广场是那么清晰可见。
下一步的社会和谐工作要把文化当作“抓手”，“抓手”是什么？就是门把手之类，随便抓一下做支撑。
去国外办一些孔子学院普及汉语，就体现实力了吗？
我在国外就干这个，国外人反而对中国的一些传统东西更加感兴趣。你说的对呀 ，中国人自己都不懂，不在国内多开办，宣传传统文化，跑国外嗨的不得了。就比如郭麒麟，受到的是传统文化教育，虽然只有初中文凭，但是比现在的大学生的人文认知水平高多了。
这我一直很想笑，我们自己对那些传统文化，如儒家的礼啊，仁啊，都开始抵触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去听从老一代传承下来的那些好的家教，个人德行的“规矩”啊，社会集体的荣誉啊，转而对西方的个人自由，个性张扬，我有钱我就横的各种极端的西方文化，津津乐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春节，端午，中秋等过得冷冷清清，而什么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
感恩节……，在国内办得热火朝天，我们却在国外到处开孔子学院，美其名曰是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中国优良传统，也不知算不算是一种自欺欺人，非常好笑的行为！
“新左派”不可怕，毕竟他们还继续崇拜着毛泽东，所以还属于“咱们”的人。
全部人文文化的第一要务就是推动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民主进度，绕开这个话题来谈人文文化，来谈人才教育和培养，就是绕开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的最根本的责任顾左右而言其他。
因为民主选举存在不合理性所以选择集权统治，批判国外是金钱政治为大选烧几百亿美元，却对自己动辄贪污几亿几十亿无动于衷，人家烧钱好歹买东西了，定会场了，促进经济了，这贪污的钱去哪了？某些人就是嫌西瓜不好吃所以选择吃芝麻。
特别是，他还多少有些文化，善于用中国古代封建思想家们的古代人文思想的絮片为盾，批判和抵制现代人文思想的话，那么“人才”简直非他莫属了。
这是中国的“人文恐惧症”，“化”之难也。唯其难，故当持久“化”之。
既是一本情绪化的书，也是一本值得思考辩证的一本书，还是一本怀念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的一本书。作者以见多识广鞭辟入里的文笔在怀念……这本书不要喷，作者给三星，出版方给五星。这本书的实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各阶层收入的见闻和现象分析。
是杂记不是调研，是走亲访友不是走街串巷，是酒桌上的听闻不是社会调查研究。摸着石头过河，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过河的不一定是你，你有可能是那个石头，也有可能是那条河……
说一套，做一套。永远不漏自己的底牌，用话语欺骗人就是了。
章节点评与书评
读书笔记
这本书真的是期待了非常非常的久终于有机会在此见面了，我花了四天7个小时左右读完了，本篇书评大概写了3个小时左右，同时也把近期的一些思考整理进了这篇文章。梁教授这么好的一本书评分竟然如此的拉跨，清一色的评价就是觉得写的不够深入，不够详实，没有具体的数据论证，我对此持保留意见的态度。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是相对比较早的，一本90年代出版的作品能够事无巨细的把我国各阶层的一些现状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其次梁教授本身就是纯粹的文学系专业毕业的，而不是正儿八经的社会学系专业毕业的。一般文学系专业的同学也不要求掌握一些定量的研究分析的方法。
更何况在当时那个年代，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数据采集和整理难度高，定量研究分析的方法在当时那会儿也不太适用；再者就是作者本书讨论的话题本身会触及到某些阶级权贵的利益，点到为止其实才是恰到好处，再深入一点就没法过审了吧。
综上几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庆幸这个时代是现在最好的时代，一本书能写到这种程度让公众有权阅读已经是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了，还望珍惜才是。
回到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上来，我们首先得对阶级和阶层这两个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网上对于这两个概念解释的都比较复杂，牵扯到了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等等，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对这两者概念的一点小的理解。我认为阶层和阶级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概念站在不同维度视角下对人类社会群体的一个现象观察。
正如书中梁教授对阶级这一概念的解释：
阶级是人类群体的胶合现象。胶合它的是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存在决定意识，归根结底，胶合它的是较为共同的经济状况，以及较为共同的经济诉求。
个人认为阶级和阶层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是否存在暴力革命。阶级指的是一群人，一群人的思想是比较容易集中统一的；而阶层指的是一类人，一类人的思想是比较难以统一的。这就造成在一定历史时期下一群人所组成的阶级群体容易和另外一群人所组成的阶级群体发生冲突，于是阶级矛盾就产生了。
而作者为什么在本书中只探讨社会阶层而不是探讨阶级的问题？我想，阶层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说到底，一群人所组成的阶级群体终究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必然会与民主和法治携手并进，而由阶级细分为阶层的社会必将不再发生阶级斗争。
毕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一无所有的人终究是极少数人，他们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也就无法动摇社会的根基。
要知道，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物质目标，乃是彻底消除半无产者和无产者家庭的现象，使人人都在起码的程度上有“产”可言。只要其“产”的方式是合法的，是对社会无害的，都是社会和时代本身的慰藉，也是社会和时代本身的一种功德。
因此，当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落，阶级斗争的问题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洪流土崩瓦解直至消失殆尽。
了解完阶层和阶级的概念以后，作者开始对社会的阶层进行分类，一共分为了7类。当然这种分类方式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已经不适用了，其实把整个社会阶层分为三类就好了，分别是资产者阶层、中产者阶层以及无产者阶层。
知识分子阶层大部分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理应划分到中产者阶层里面，而农民及农民工则划分到无产者阶层中去。
资产者阶层往往是跟社会上有钱有权的人绑定在一起，权力和金钱交织在一起就很难不滋生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总希望紧紧抓住一只权力的手，而掌握实权的干部们，往往将一只手友好地伸向民营企业家，同时将另一只手伸向民营企业的钱柜。那些个中饱私囊的领导干部们，稍一疏防就会被商人所利用。
他们对商人亲爱有加，而对百姓却冷漠无情，这两者已然形成极鲜明的对照。梁教授在书中举的一个例子让我感悟颇深：
在我国，在当代，什么样的人才算贫民人家？在某些领导干部眼里看来，只有无住处、无收入，每天吃不饱肚子的人家才算是贫民人家。而这类领导干部也曾经常在一些会议上公开表示：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中其实真穷的没几个。家家都有房子住。下雨淋不着，下雪冻不着，吃着大米白面，穿着不打补丁的衣服，能算是穷人吗？
何况，大多数叫穷的老百姓，家里还摆着电视、冰箱、洗衣机。所以差不多都是装穷……
他们对付“下岗”工人也有自己总结的一套“高招”：当如果有工人要求他们按照国家规定发放“下岗”生活费时，他们会这么回答，“下岗”生活费是发给家庭生活困难的“下岗”工人的，你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你自己有手表、自行车，所以你只不过是“下岗”了，还远远算不上家庭生活困难。
你先卖东西过日子吧，什么时候你家里确实没什么东西可卖了再来找我申请补助……
从上面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某些领导干部很明显是成心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住着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乘坐三十几万元的“奥迪”公车，办公室越来越大，几乎一切日常费用都可变相报销，子女都安排在收入较高的单位——对比于他们对平民的态度，听听他们口中说的那些鸟话，实在是恬不知耻！也实在是令人怒不可遏！
他们对待平民们的生活逻辑，很有代表性，也很典型，哪怕是到了现在，这种思想也依然在某些领导干部们的头脑里作祟，只不过有的没有把这些当作经验洋洋自得地说出来罢了。
他们所理解的“家庭困难”，其实意味着是乞丐的生活。他们对当代平民的生活标准“规划”的太低太低了，如果平民们连基本的生存状况都无法维持，这就不是平民而是“贫民”了，平民们则有理由拒绝反“贫”。
我们国家当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通过不懈的努力把“蛋糕”不断地做大做强，人民生活水平也确实是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我们在把“蛋糕”进一步做大的过程中，领导干部们没有仔细考虑好分配公平的问题，以致于让绝大多数国人成了“面包工”，却只能吃到“面包渣”。
少数人占有最多的财富，将是人类社会相当漫长时期的“常态”。
温总理曾说过：
“把蛋糕做大是政府责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良知。”
“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财富分配正义原则的社会，即使每天都阳光明媚，人心也还是寒的。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曾将“优胜劣汰”这一自然界的规律几乎放大应用到了一概的社会理念系统，使我们的社会理念系统一度成为冰冷的系统，缺乏同情与人文温暖可言。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我想，弱者也同样拥有“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
“一个看得到苦难和贫穷，并持之以恒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进步和发展。”
我们国家某些御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某些蠢头蠢脑的领导干部联合在一起嘀嘀咕咕地抱怨我国老百姓全都是“守财奴”。他们都不愿实事求是地想一想——如果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平均月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话，如果他们相信明年后年其收入仍较稳定的话，还需要你们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地动员他们、刺激他们赶快消费吗？
一个理想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应当是橄榄型社会，也叫做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以“中等收入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我们国家也正面临着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无产者阶层仍将长期成为我们国家的基本盘，而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资源投入力度不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异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也将进一步导致阶层流动处于封闭僵化的状态。
而中产者阶层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无产者阶层和资产者阶层之间尖锐的矛盾情绪。无产者阶层和中产者阶层很大程度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中产者阶层是无产者阶层最亲密的盟友，因此，中产者阶层的子弟不仅仅只是为着本阶层着想，他们的思想也要兼顾到无产者阶层，他们要为无产者阶层发声，要为他们谋取福利。
同时，中产者阶层也是十分脆弱的阶层，是不稳定的阶层。社会一旦发生重大波动，或者家庭出现重大变故，中产者阶层的大部分人很容易快速返贫，直至跌落到无产者阶层的队伍当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中产阶级解体的现象也做了类似的阐释。他认为如果中产阶级缺失，中产阶级分化，中产阶级落入社会下层，就一定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即中产阶级不分化，中产阶级持续扩大，自然预示着社会的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恰恰与橄榄型社会的逻辑是一致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国家想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所努力追求建设的现代化社会分配结构。这一切仍然需要政府直面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录于 2026-09-20 15: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