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晚上好，今天我们来解读经典第一期《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好话不多说，我们也不需要直接口头称赞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这个视频简单地梳理一下全书的主要脉络和内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方购买一本。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官僚政治的著作。
但是呢，非常有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王亚楠先生在开头这样说过，过分渲染一种亟待除去的东西，或者是过分渲染一种亟待实现的东西的好处，在宣传上是有十分必要的，但是会妨碍我们科学上的认识。民国年间社会非常黑暗，非常动荡不安，因此在那个时期有很多知识分子写过关于官僚政治的书，但很多都会用这种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判断。简而言之，流于情感上的宣泄，无非就是口诛笔伐、大骂一顿，缺乏科学认识。这是王老先生并不认可的做法。然后他提出了两点，我认为是全书两个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第一个是经济因素的视角，也就是经济基础；第二点是辩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所以整本书就有了一系列更加深邃、更具有逻辑性的观点。
首先在全书的开始，王先生就界定了概念。其实任何一本书或者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最麻烦的往往不是实证性的具体考察研究，而是在于概念的界定、范围的界定以及问题的提出，这些都是最麻烦、最基础也最容易混淆的问题。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官僚政治，第一种叫做技术性的，讲形式、打官腔、推诿拖沓，这是我们说的官僚作风、官僚主义作风。他认为这种作风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讲形式、插科打诨、打官腔、拖沓，普遍存在于一切设官而治的政府，不论是当时的中国、日本还是欧美，都有这样的技术性风气，它甚至存在于一切大规模的机构，比如大规模的公司、学校，甚至是一个办公室当中，都有这种技术性的作风存在。
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他要研究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在于社会性的官僚政治，也就是说这种官僚政治蔓延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他这样论述道，真正的官僚政治，如果是一个社会体制典型的官僚政治的话，那么它是以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官僚政治的兴衰其实要与专制政治的兴衰息息相关。他又进一步提到，官僚政治又是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产物，以欧洲为例，它存在于 16 世纪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讲的从等级君主制逐步发展到绝对君主制的阶段。欧洲像法国、英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期当中，官僚政治发展起来了，或者说是工商业经济发展起来了，它们帮助皇帝削弱贵族的权限，增强权力的统一，这一阶段是官僚政治蓬勃发展的时期。当然这是欧洲的情况，不是中国，但我们这本书在开头是以欧洲为例讲了很多内容。
那么话又说回来，我们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指出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延续性，两千多年不用多说，源远流长，是老传统；第二个是包容性，这个包容性不是说官僚能包容他人的那种包容，而是无所不包，它蔓延在社会中方方面面，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国家体制，全部都在这种官僚政治的范围当中；贯彻性指的是中国的官僚政治更加彻底，可以说是贯彻到底，也有更加深入的意思。王先生这样说道，中国的官僚政治从一开始就动员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因素来扩大影响，所以因为官僚政治支配下官职的作用，就把它造成了一种思想生活的天罗地网。我们常常说你这个人官本位思想很严重、思想很陈旧、思想还停留在某个时代，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太广泛，像天罗地网一样。
所以不仅官僚有官僚思想，哪怕是在地里种地的农民、街上卖馒头的小商小贩，生活在这种政治局面、社会氛围以及蔓延到各个社会细胞的文化当中，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将这种官僚政治形态认为是天地之间最为自然、最为合理的形态，这是对人思想的桎梏。因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你不会认为这个社会还有其他统治形态、其他社会结构，耳濡目染的所有事情都是如此，所以中国的官僚政治更加彻底，当然我们说的是古代以及到国民党时期。
这个时候我们会衍生出一个非常棘手、复杂，也是学术界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就是封建社会的定义和概念问题。如果我展开把想法说出来，那这个视频可能就要 60 分钟甚至 120 分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冯老师的《封建考论》，有利于你们的思考，这里我只讲本书作者王先生的观点。他的观点是认为西周开始的是贵族政治的封建社会，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转换为官僚政治的封建社会。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被绕晕，也就是说他可能秉持的是西周封建说。我们先暂停一下，如果你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的话，还是按照课本的战国封建说，课本上总是说铁器牛耕催生了战国封建说，到秦汉大一统帝国时期，封建政治才真正确立，一般来讲都是战国说。当然如果你是大学生、研究生或者更高学历的话，自然会有自己的思考。我们作为知识的宣传者或者讲解者，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把知识灌输到你的头脑当中，而是启迪你具备思考、探索知识的动力以及方式。
作者的观点是西周开始就是封建社会，但西周到秦汉之间的这段时间，属于贵族政治，这一点很好理解，后期才进入官僚政治。那为什么要这样衡量封建社会呢？因为他是从经济因素出发的，他认为小农经济、自然经济都是比较模糊的说法，更准确的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互结合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在地里刨食，土地与农业劳动力相互结合。干活的人可能是自耕农、雇农，也可能是带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这些都可以，但只要是依靠这种剥削方式和生产方式，就属于封建社会。无非是从一种非集中的贵族统治封建形态，过渡演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整个时代都属于封建形态。
我们还要说说专制的官僚政体，因为刚刚提到官僚政治其实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它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一段可能有些复杂，各位朋友们可以反复听几遍，书里讲得更为详细，也可以专门去思考、查阅一下。
好，我们再总结一下，作者认为西周以来就是封建社会，一直到清末晚清都属于封建社会，但西周到秦汉这一段属于贵族政治，秦汉之后就属于官僚政治。因为官僚政治建立在专制政治基础上，是象征性的集中，无非是君权这种专制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孔不入地蔓延开来，把整个国家控制起来，而在这之前，专制权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做不到这一点。
好，我们接下来看，官僚政治应该是怎么发展的呢？王亚南先生说，秦汉以后，在阶级社会当中，一个统治者要想巩固统治地位，除了要把握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外，还要进一步把握支配这种精神生产方式。简而言之，拳头和钱要抓明白，脸面也要弄得光滑一些。大家有没有看过赵本山和梁朝伟演的《一代宗师》，里面说事情都要里子来干，面子上是不能沾一点灰的，要是面子沾了灰，那就是毁门灭派的大事。
王亚楠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就是这种面子，儒家学说我们也不陌生，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就曾反复提及，他说在中国，儒家文化所规定的各种生产形态、各种道德，在实践当中简直行不通，但所有人都知道行不通，却还要这么说，因为这是面子、是道理、是规矩。规矩、道理、面子、儒家学说这种精神生产方式，你虽然觉得有问题，但人人都不会去戳破，要是有人戳破，就会酿成大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说最正确的话，干最实际的事。在封建社会后期，官僚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重复看到这些问题，每一次改革都是因为撑不住了，要更实际一些，当然也会衍生出更多更棘手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儒家文化与官僚政治的相互结合、里子和面子的相互结合，无非就是要把现实生活中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在精神层面合理化。
最近有个歌手说过一句话，虽然他处在弱势情况之下，他说幸福、快乐也是自我层面的一种自洽。控制这种精神生产手段后，可能农民老百姓过得很苦，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会自我把这件事合理化。为什么能自我合理化呢？是因为朝廷士大夫官僚集团在不断地将这种事情合理化。当然我们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讲一个时代的例子。
清朝的时候，我最近一直在读太平天国相关的重要史料，就是那八本太平天国史的图书，里面反复记载着一件事：战乱中有的妇女担心自己受辱，就跳河自杀了，还有的男人去世后，妇女就守寡了。等秩序恢复后，当地的士绅官员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给这些妇女树立贞洁牌坊，鼓励这样的行为，认为面对不可测的情况，选择自裁是非常好、值得鼓励的。如果丈夫不幸被杀或去世，不管是 12 岁、18 岁还是 28 岁，哪怕活到 80 岁，也要独自度过五六十年。从日常生活来讲，我们会觉得这位妇女没有依靠，会过得很痛苦，但因为朝廷在意识形态和精神层面不断灌输，还会给予精神奖励，比如竖牌坊、让知识分子写书记录歌颂，像我看的书里就有大量知识分子记载歌颂某村某妇女节烈守节的事迹，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妇女会做出这样的事，这种行为也从个例蔓延成了集体性行为。
这就是即便自身受损害、事情本身不合理，但因为精神生产方式被把控，整个社会风气如此，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做出在自身意识形态和思想层面认为最正确的事。
官僚政治把控了大一统帝国，客观来讲有很多好处，毕竟它是一种理性统治，是要尽可能稳定社会秩序的统治，所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创造出诸多伟大成就，也和这一点有关，这也是其支柱之一。但官僚政治、官僚集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把双刃剑，而且是不受控的，又有点像癌细胞或者病毒，一旦建立就会不断滋生蔓延，有时候甚至会把皇帝架空，哪怕是九五之尊的天子，也没办法真正管控它。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了东汉以后官僚政治的贵族化与门阀政治，也就是说在官僚政治的发展阶段，从东汉以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它逐步形成了对皇权的挑战，皇帝并不能完全制约它。其实不光是魏晋南北朝，哪怕是清代这种大一统王朝，皇权达到军机处那样的最高峰，也没办法根治这些问题。就像嘉庆皇帝、道光皇帝，能真正管住地方官员吗？没办法，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嘉庆皇帝原话，他说 “我真是管不了他们，这没办法呀，这怎么办呀”，他每天都在诉苦，每天都觉得管不了这些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接着讲，大概从东汉以来，逐渐出现了权力世袭化与贵族化的问题，作者王先生列举了四个原因。第一个是皇族的通婚群体，和皇家结亲，那必然是鸡犬升天，比如成为皇帝的姻亲，就会不断蔓延出这样的群体，再加上皇帝自己的子嗣开枝散叶，了解明代历史的都很清楚明代王爷们繁衍的情况。第二是宗法制度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当官，下一代的孩子自然而然也会继承一些资源和地位。第三个是知识的垄断，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天下太平时，中央政府、朝廷往往会建立一系列学校普及知识，可一旦天下大乱，外敌入侵或者内部爆发大规模起义，大批量书籍会被焚毁，知识会大规模流失，这个时候知识就变得极其宝贵稀缺，会被把持在官僚家庭当中，这就是 “遗子千金不如遗子一经” 的道理。
第四个是官僚资产的积累，只要不乱花钱，一代二代三代下来就能积攒不少财富，当然要是把钱都分出去，一代二代也会变穷，但总有人会不断聚集钱财。资产的累积其实是官僚政治的核心文化之一，总结起来无非就是官官相护、相互提拔、结党营私、牢不可破这几个字。
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经常研究的一个人叫祁寯藻，B 站上有一部专门讲他的电视剧，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当然我们对他没有恶意，我其实还挺佩服他的。这个人文化水平特别高，自己也比较清廉，起码他自称清廉，或许也确实如此，而且道德水平也很高，他给道光皇帝讲过课，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咸丰皇帝去世后，又成了同治皇帝的老师，是传说中的三朝元老、三代帝师，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我们讲个小故事就能明白，他其实对曾国藩特别有意见，觉得曾国藩实在不懂规矩。19 岁的小皇帝刚登基，需要建立信心，就说让大家都提提意见。大家想想，给皇帝提意见，谁会真的直言不讳？大多都是用好听的话包装一下批评意见来进言。可曾国藩这个愣头青，直接在奏折里把皇帝痛斥了一顿，直言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你这样做就是不对”。咸丰皇帝看到奏折手都抖了，啪地一下把奏折扔了下去，当时传言祁寯藻等人就在旁边，立马站出来为曾国藩说话。虽然祁寯藻一直对曾国藩有成见，但这时他拦住皇帝说，曾国藩虽然迂腐，做的事不太妥当，但本心是好的，要论心不论迹，不能因为这事惩罚他，就这么把曾国藩保了下来。
在祁寯藻看来，哪怕他看不惯曾国藩，也会出手相助。同样，何桂清身为两江总督，后来丢失了常州，导致太平天国趁机攻略苏浙，拿下了苏州等最富庶的地区，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按律当斩。但这个时候，祁寯藻又联合整个朝廷的九卿科道上书，请求能不能饶他一命。大家发现了吗？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对对方喜不喜欢，只要对方落难了，就会想着帮一把、捞一下。这种作风不得罪人，还会广结善缘，相互提拔、结党营私的圈子自然牢不可破，也会有很多人愿意跟着他干，这毫无疑问只是个例。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人未必贪财，也有本事、有文化，还做过不少贡献，祁寯藻自己也说，年纪那么大了还每天上班，从没退休过。但他做的这些事，本质上就是官官相护、相互帮衬。
再反过来说，因为这一系列因素，到了魏晋时期逐渐发展到了门阀政治，这里就要参考田余庆老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实在经典，我希望大家至少看五遍，我自己看了不止五遍，都快背下来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百姓半农奴化，也就是庄园经济，说到底就是人身依附关系，原本老百姓是归国家、皇帝、朝廷管，后来朝廷衰微，没办法庇护百姓，百姓就转而依附私人，就像原来跟着 “白社会”，现在跟着 “黑社会”，主动说 “我把人交给你，我可以给你当兵、听你差遣”，身份一下子就农奴化了，这很好理解。
不过这件事后来又慢慢转回来了，其中的过程很复杂，大家可以看阎步克老先生的《波峰与波谷》，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也可以再去看《东晋门阀政治》，我们就不细说了，再展开就讲不完了。之后社会重新进入隋唐盛世，这个时期官僚政治逐渐成熟，王老先生认为官僚政治成熟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两税法，第二个是科举制。
先说说两税法，它的核心就是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几句话大家都很熟悉，无非就是承认既有的土地分配状况，原来还想着尽量平分土地，后来土地高度集中，国家也管不了了，只能能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只要人在、资产在，就按贫富等级交钱，这其实是最实际的做法。原则上不让步，实施上不坚持，原来的租庸调制管控很严格，原则性很强，朝廷也没明说放弃，但实施起来却不再坚守。官僚政治的核心要义之一不就是讲形式吗？原则上是一套，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套，这一点大家也能理解。要是真按原则执行，国家的官僚机构还得再扩充好几倍，统治成本会疯狂提高。
后来天下又逐渐大乱，安史之乱等变故接踵而至，朝廷急需钱财，只能想尽办法敛财，能怎么收钱就怎么收钱、能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就像清代，康熙皇帝说过 “永不加赋”，原则上坚决不加赋税，可实际上能坚持吗？根本不能。那怎么办呢？名义上能说要增加土地税吗？不能，没人敢违背康熙皇帝的说法，毕竟这是圣祖教诲、祖宗家法，祖宗之法不可轻变，原则上绝不让步。但后来鸦片战争要赔款、太平天国起义要打仗，朝廷急需用钱，就只能想各种办法，比如各种苛捐杂税，尤其是捐输、厘金这类额外敛财的方式就都冒出来了。原则上土地税不增长，可实际操作中，会通过各种名目把土地税变相翻番，这也是形式主义下的无奈之举。
那要是打破形式，直接增加土地税行不行？也不行，因为面子上不能沾灰，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大家想想，没有任何人，哪怕是皇帝，也没这个心思，更不敢这么做。就算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也没人会说 “我们改改规矩，把土地税涨一点，现在人口多了，重新调整一下”，没人愿意承担加派赋税的恶名。康熙皇帝原话就说 “加派之名岂朕担之”，加派赋税的恶名，难道要让朕这个皇帝、让整个国家的面子来承担吗？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这就是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要义。在封建时代的官僚政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是绝对不能犯错、不能认错的，有问题都是下边人来担着，日后如何再另说。
第二个就是科举制，刚刚讲的是钱的问题，要先把财政运转的钱弄上来，科举制则是为了釜底抽薪。你们不是官官相护、圈子牢不可破、还逐渐贵族化吗？那我就尽量从底层提拔人才，一方面让他们效忠皇帝，另一方面也能扩大统治基础。事实上，两税法和科举制，是官僚政治的自我完善与自我调整，这一点也很好理解。
那么官僚政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很简单，王先生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为官僚把持的社会本来就没什么法度可言，不要相信什么外儒内法，根本没什么法度可说，因为是官僚把持，他们可以随便改规矩，私底下也能为所欲为。然后整个社会就出现了无限制的王朝循环，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日后我们可以解读一下讲王朝周期律的书，道理其实很简单，未必是皇帝有多坏，或者君主有多穷奢极欲，很多时候皇帝也没办法。就像道光皇帝那么节俭，瘦得看照片都能看出来，他都不敢乱花钱，可照样收不上钱，老百姓照样过得很苦。因为官僚集团会不断叠床架屋、开枝散叶，他们的各种行为不受管控，也根本管不了。
我看了道光朝的实录，基本从头到尾都看了一遍，每次下边上报知县或知府有不法行为，上边派人去查，查完之后大多会说原则上没什么大问题，是手下人出了问题，然后处罚措施无非是罚俸一年、降一级调用，最严重的也就是革职查办。到了咸丰朝更有趣，有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永不录用，可没过几天又会被重新启用，理由是天下正值用人之际，就是这么回事。查来查去，绝大多数案子最后都轻描淡写地过去了。所以说皇权是有局限性的，官僚政治本身、官僚集团就像一个怪物，你打它一拳它也不会轻易觉得疼，皇帝都管不了，那有没有人能管得了呢？
当然有，老百姓被逼急了，自然就会喊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和重新洗牌，可最后结果呢？无非是再生产一个同性质、同形态的政治体制，只是初期可能会清廉一些，这就像电脑重启、游戏重新开局，其中的 bug 大家都明白。后面的问题就像你玩游戏卡在某一关过不去，重新开局后玩到那个阶段，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这本书还讨论了鸦片战争一直到抗战时期的官僚政治。鸦片战争之后，原有的自然经济发生解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根本上动摇了官僚政治。但因为经济因素的影响，新式工商业发展缓慢且畸形，封建经济的转型陷入停滞，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最后发展出了新官僚政治，这种新官僚政治更加黑暗。它依靠战时金融体制、靠官僚资本来控制，其实比原来的官僚政治还要黑暗，当时很多报刊和名人解读都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甚至还不如清朝的时候，民国那个时代的状况可想而知。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的侵略以及日本的侵华战争，它们的扰乱和破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其实王先生最后的总结是，究其根本，官僚资本虽然为新官僚政治撑起来了场面，但从根本上来讲，它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中国的所谓新经济因素还是非常孱弱、非常弱小的，根本达不到支撑这种严密政治体制的经济形态要求，所以说垮台就垮台，因为根子是弱的。
那最后出路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只需要引用全书最后一句话，这是王先生的说法：只能是让工农群众普遍自觉起来主导政治革新运动，那才是官僚政治的寿终正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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